监察法背景

⑴ 为什么把行政检查法修订为国家监察法

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区别，体现在适用时间、空间、对象以及立法事项等方面，前者是普遍性的，后者则是特定的。如，证券投资基金法与证券法、高等教育法与教育法，就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按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监察机关属于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按照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对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履行公职的人员依法实施监察，也就是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的全面覆盖。显然，从行政监察法到国家监察法，扩大了适用范围，是从特别法到一般法的变化。
从特别法的行政监察法到一般法的国家监察法，契合监察监督制度的基本原理与发展实践。就基本原理而言，权力导致腐败，所有机关、岗位的权力都需要受到监察监督，监察监督对象不能局限于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发展实践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党中央着力推进反腐败全覆盖、巡视监督全覆盖、派驻监督全覆盖，做到了无禁区、无死角、无空白，成效显著。在党内监督实现全覆盖的背景下，将行政监察体制改革为国家监察体制，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于是成为必然，有利于增强监察制度的独立性与权威性，促进全面扎紧制度之笼。

⑵ 分析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的原因及意义

中共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的重要传承意义
尽管中共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当时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它的成立，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方面，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一）中央监察委员会机构的设立，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先河，为后来形成一套以两委（即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基本平行、互相制约，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打下了基础。中共五大确立的党内监督模式很快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发生了深刻变化，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代之以中央审查委员会，其地位和职权大为下降。尽管审查委员会仅履行监察委员会的部分权力，毕竟使党内监督模式传承下来。六大后的中央纪律检查机构又几易其名，由审查委员会改回到监察委员会，由监察委员会到中央党务委员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不仅有“监察委员会”一章，而且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由本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修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第638页。。新党章还进一步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从五大开始已经在实践中形成的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到七大正式固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经中央决定，由朱德等11人组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有朱德、王从吾、安子文、刘澜涛、谢觉哉等，以朱德为书记，王从吾、安子文任副书记。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八大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作出了进一步规定。中共十一大重新恢复被九大、十大取消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此后这一机构都没有变动，并得到高度重视，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同时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规模逐步扩大，从中央到地方人员配备完整，纪检工作扎实而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共十二大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期、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党的十六大党章中把监察委员会改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强调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中国共产党权力机构中的地位，明确规定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二）中共五大在党的制度建设上的基本经验，不仅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也有重要启示。五大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对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和纪律处分、党的各级组织与监察机关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具体规定，这些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章时所借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专门写了第八章“监察委员会”。第八章共4条，其中在第61条中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第62条规定监察委员会成员的选举资格为“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这里的“不得兼任”就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独立于中央委员会，使其与中央委员会并列，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关。第63条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义务和责任及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以及它与党委会基本平行的关系。第64条规定了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等特殊权力。这些规定一方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另一方面又有效维护了监察机关的权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对监察机关的条款规定，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借鉴，为制定新党章起了奠基作用。
综上所述，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健康发展，提高了党的声望和战斗力，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作者王谦，武汉市革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湖北武汉430061〕

⑶ 秦朝的三公九卿制这项政治制度实施的背景及其影响

秦王朝在确立“皇帝”尊号的同时，还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了一内套适应容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并处理庶政，这就是“三公九卿”制度。是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而制定的，以皇帝为尊，下设三公九卿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王朝成为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的政治制度也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统治，在职官制度上确立了中央朝廷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制在秦朝只是初具规模，由于秦王朝的短命，这一制度在西汉时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秦朝一切官僚都由皇帝任免或调动，分工明确，行政效率高。丞相位高权重，食国家俸禄，按时考课，职位不世袭，流动升降极为灵活，是新的较完备的官僚制度。

2.这样构成了严密的中央统治体系，开后世二千年中央官制之先河，秦代中央乃至地方官吏全由政府选拔贤才任用，在政治上更无世袭特权存在，于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

⑷ 秦朝设监察机关的背景.

中国的监察制度是随着任官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学界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虽然有监察制度的存在，但其正式建立是在秦朝。

秦朝的监察制度分为两个层次，在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主要负责监察中央的官吏，另外设御史中丞作为御史大夫的副职，协助御史大夫监察中央百官。在地方上，各郡设立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县的官吏。
作为秦朝监察机构的御史台，在当时并不是仅掌纠察之职。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等还掌管国家的图书秘籍，但以监察为主要职责。
御史大夫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掌讨奸猾，治大狱”(《资治通鉴》)即监察处理一些重大案件。如秦始皇三十五年之坑儒案，“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再如三十六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还有一个职责是“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即监督和举劾内外一切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秦二世时，赵高“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胡亥即“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以令杀蒙毅。这是中央御史举劾高级官员的例子。至于地方各郡的监御史，则可根据法律，“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到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史记·李斯传》)。即是说，郡守派遣监御史至各县巡察，监察不守法令的官吏，并依法律论处，可论及县令与丞官。同时又考察官民多有不法行为，其令、丞亦未认真察处的，就将令、丞上报朝廷治罪。

⑸ 制定监督法的必要性

制定法律监督法，加强司法活动监督，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法律监督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赋予法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要的职权，如建立发现并督促纠正执法和司法错误的必要渠道，明确被监督主体的义务责任等，方能使制度层面法律监督的价值目标变成现实。”巩富文说，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宪法和法律对法律监督的范围、程序、手段和效力规定得不够完备，制约了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
“制定法律监督法是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强化自身监督的内在要求，也是克服当前我国法律监督分散立法缺陷的必然要求。”认为，近年来，中央提出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各级地方人大针对法律监督体系中诉讼监督相对薄弱的实际问题，相继出台了一些规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诉讼监督工作。但地方立法有先天局限，比如地方立法不可能在检察职能方面创设新的监督措施和监督程序。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力去推进法律监督层面的立法。
“应当围绕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实践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制定法律监督法。”建议，在监督的内容方面，重点对法律监督的概念、基本原则、职权配置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权力配置方面，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对违法行为的处置权。在监督的程序方面，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的范围、方式、手段和具体程序，使监督规范更具有操作性。在监督的保障方面，重点规定被监督对象拒绝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完善法律监督工作的保障机制和配套措施。

⑹ 古代的监察制度是做什么的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二)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南朝建立了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五)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六)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体内容，它表现出了如下一些特点：
(一)皇帝握有最高监察权。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监察权归于皇帝，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议复，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最后由皇帝裁决。监察效果有赖于皇帝的贤明，监察官有赖于皇帝的保护。
(二)监察机构独立，自上而下垂直监察。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机关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
(三)重视监察官的选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四)凭实绩黜陟，严格考核监察官。中国封建统治者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
(五)允许风闻言事。监察官可以风闻言事，是中古代监察制度中非常有益的一项规定。它可以使监察官大胆广泛地行使监察权，以利于提高监察效率，加强君主对群臣的控制。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同构性”——监察机构设置的大同小异
不管世时苍桑怎样变化，王朝怎样被推翻重建，亦不论是汉民族或少数民族执政，历代王朝总的监察机构、整个监察机构的设置无多大变化，连机构名称、官名和品位都大同小异。中央一级官高位显，拥有大权。但担任对地方监察的官员，职衔却较低，大多为七品官。这是一种以小制大的方法，迫使执行监察任务的官员兢兢业业努力勤政。

监察机构设置反映了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超稳定性。亦折射出封建统治集团的共同的阶级属性。当然，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各王朝建立时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其它原因，其监察制度的监察机制，运作方式等必然有所变化。
（二）差异性——强化皇权政治的需要
推动历朝历代监察制度在“度”的范围内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为了加强皇权。一部封建监察制度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说是一部维护皇权独裁史。历代统治者在弱化对自己监督的同时，必然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监察，历代监察制度的变化，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的总原则就是有利于皇权的强化。西汉武帝时创立的“刺史制度”，便是证明。汉武帝时，疆域不断扩大，行政机构，郡国数亦大为增加，原有监察系统已不适应统治的需要。汉初，对地方的监督一是派员常驻，二是不定期派监察御史巡察各郡。这种方法很快显现出它的弱点：一是管理较为混乱，头绪纷然难理，二是中央常年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员时与诸侯王或地方长官相互勾结、屡生叛乱，御史监察已不可信。武帝元封五年始下决心“初置部刺史”。

汉武帝设计建立的刺史监察体制和它的运转模式，确有独到之处。首先，刺史由皇帝直接委派出刺地方，垂直向下延伸皇权，无任何官吏可敢与之抗衡。第二，职权明确，任务单一，刺史只管监察，对象主要州一级的地方长官。第三，刺史虽说权力很大，但所受限制亦大，他只能以“六条”问事，超出六条范围问事即为违法，对官吏只有“劾奏”权，没有罢免权处罚权。另外，刺史官阶不高，奉禄只有六百石，在职九年后，才可望升迁。这就迫使刺史竭尽全力去“纠劾”。第四，刺史本人受到双重监督，它的活动直接受御史中丞和丞相司直的指挥和监督，刺史轻易不敢有越轨之举。这种职权分明的监察制度对汉朝加强地方的控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异化性——统治者手中的“双刃剑”
历朝统治者为加大监察力度，使用的手段大致有二，一是提高中央监察官员的级别，使其机构和长官具有权威性。二是在具体操作上，历代的作法可归结为二句话：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即负责巡查地方的监察御史官职很低，一般为七品，官（监察官）属中央机构官员，代表皇帝和朝廷外出视事。这种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办法，既可以提高执行监察的权威性，便于对地方的控制，又可以抑制他们飞扬拔扈滥用权力。统治者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而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在加大监察机构的权力的同时，也隐伏着监察权力的异化。因此当监察者一旦失去或摆脱了被监察的时候，就成为封建王朝的对立面，成为加速王朝崩溃的催化剂。然而当监察者一旦失去或摆脱了被监察的时候，便开始异化，而成为封建王朝的对立面，成为加速王朝崩溃的催化剂。
统治者手中的这把监察之剑，弄不好会割伤自己的。
（四）脆弱性——“强干弱枝”最终与己愿违
中国历代监察制度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京师百官的监察重于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这无论从官职高低的设置，赋予权力的大小，或是从组织系统上来看，均是如此。监察京师的官员，官高位显，巡查地方的监御史则官低位末。在组织机构上，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御史往往只设于省级，将机构设到府一级的朝代很少，府以下的县乃至县以下的行政组织，则几乎没有。专司监察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府县长官或副手兼领，或“自纠”。为什么呢？大概他们认为最直接危及王朝存亡的威胁主要来自朝廷中的显贵大臣。史实也确实如此，很多王朝皇位的更迭往往是官廷政变所致，对那些手握各种大权的“三公九卿”们自然是放心不下，于是察监的重点便放到他们身上，而形成“强干弱枝”的监察模式。

将这种模式再作分析，便可发现，此种作法归根结底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说穿了，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坐稳皇位。他们最关心也最耽心的是官廷政变。因为，一旦大权旁落，那些忠于主子的臣下们，包括监察员们每每看风使舵，另随新的权势者，皇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封建王朝监察制度的脆弱性，还表现在他的制约机制上。无论何朝的监察手段怎样严密如何周全，监察的组织路线却是始终不变的：用官吏监察官吏。纵观历朝历代还没有发现有发动庶民对官吏进行监察的记载。
将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加以归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代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纪检监察制度的建设，仍可供借鉴。然而，不论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如何完善。如何严密周全，都无法解决封建王朝固有的内在矛盾，挽救不了封建剥削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⑺ 有一部日剧叫《监察法人》，有人知道里面的一些背景音乐叫什么么，跪求。

你算哪根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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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胡侃
语言：国语
所属专辑：蜗牛合辑
发行时间：2008-07-25

⑻ 清末新政的背景是什么

背景：面对内外交困，人民呼吁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高涨，为了维持统治，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推行新政，稳固封建统治。

清朝末年，由于义和团运动等野蛮的排外暴乱事件造成列强大举入侵，酿成弥天大祸。加上列强的政治压力，要求清政府迅速改变当前的无能状态。

当时的清政府和军队已经无法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财政上也出现了严重的亏空，这使清朝统治着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南方革命党人革命宣传，使得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成为统治者们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于是，1901年,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

(8)监察法背景扩展阅读：

清政府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并没有确定“预备”年限。立宪派认为，清政府是在搞拖延战术，没有立宪的诚意。

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确立了预备立宪的9年期限，这与立宪派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有很大差距。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推出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说明所谓立宪只是一个招牌，其实清政府不想放弃任何权力。

清末新政是被动改革，但也不能过分否定清末新政，不能把清末新政说成是假改革。清末新政对历史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