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提升政府监管能力和水平应从哪几个方面着手

1、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
造成我国行政监督机制中存在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法律监督权的配置不科学，应该由此入手，通过对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来构建一个主体明确、权限清晰、整体协调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克服现有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科学合理的法律监督运行机制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合理设计，理顺各种关系，达到良性运行，同时，也需要在操作层面上构建与之相关的措施，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动态体系。

2、扩大监督范围
逐步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处于全方位的监督之下，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扩及全部抽象行政行为。在加强对羁束裁量行政行为的监督时，还要加强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监督，这也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在行政法制监督中的具体体现。同时，要着重加强对行政工作机关、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对失职行政、下级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上级行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监督制度，同级不相隶属行政机关公务员互相监督制度，对监督机制进行调整，尽可能在突出重点的同时达到监督均衡。

3、建立广泛而普遍的一般行政监督
一般行政监督，即上下级政❤府的法制监督。政❤府的法制监督是一种对全部行政行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是具有行政强制性的监督，可以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有行政强制性和权威性，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为增强监督责任心，可设立政务公开制、重大事项报告制、行政失察责任制等，在监督中有过错的应予行政处理。

4、完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我国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立法上已逐步向法制化制度化，但其监督地位还有待于提高。目前把这两个部门置于政❤府内部，其人、财、物、权归同级政❤府控制，故很难有效的对本地区和本部门作出强有力的监督，对于所属地区的首长更是无法实施监督，无法真正处于监督的地位。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实践中需要相对独立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督。

5、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
新闻监督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具有广泛性、公开性、权威性、及时性、后果严厉性、渠道畅通等优点，是一种有极大影响力而灵活的监督力量。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6、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
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难以切实行使。与以上监督机制相配套，在具体运作上，我们针对监督机制，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人员遴选机制和激励机制。监督人员应具备严格的条件，具有专门的知识、经验和品德，并经选举推荐产生，专职的实施监督，不得实行其它职务。同时，在监督人员的工资、奖金、退休金及家庭安全方面应予以切实保障。

⑵ 群众监督的力量有多大

如果是真正的放开监督

那力量大了，看看韩国 老朴怎么下台的就知道了

如果是在中国 所谓的 人民监督 那就是一句笑话，

你就当空气 算了 ，

你不监督还好 监督了 搞不好把你拿下了

⑶ 怎样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能力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执政党的专门监督机构，提高其监督能力是完善社会整体监督的关键环节，必须及时紧密联系具体实践，总结经验，分析问题，不断进行资源整合，以保证监督顺利、有效地实施。 一、明确任务，适时调整纪检监察的监督功能和目标《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提出，“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照本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督。”由此可以看出，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系统的目标是通过加强监督确保公共权力廉洁高效运行，是对监督对象实施全面而有效的监督。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应确立“一个龙头两个拳头”的指导思想，即以责任制为“龙头”，运用好查办案件和执法纠风这两个“拳头”，既便于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协调作用，又能够突出纪检监察工作的重点，在实践中可取得比较好的监督效果。 二、 加强协调，整合党内外监督力量《党章》赋予了纪委协助党委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职能；我们党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此，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利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职能，明确任务，分解责任，发挥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财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各自优势，形成互补机制，扩充纪检监察监督系统的功能。如建立信息联席会议制度、办案协调机制等，借助其他监督主体的监督力量，实现系统内外的能量、信息交换，增强监督的效果。同时，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监督意识，加大监督投入，正确对待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发展争财力、争人力、争地位的问题，建立健全监督激励制度和失监问责制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监督积极性和创造性。各地应在实践中研究制定一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成效评价体系，通过量化考核建立绩效测评机制，并以此作为监督激励和失监问责的依据。 三、优化队伍素质和工作环境加强自身建设、改善工作环境是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能力的客观要求。

⑷ 各级监督力量为什么没有监护到位

各级监督力量只能够有监督权，没有执法权，那就容易造成监护不到位的现象。需要增加监督的权力，才能够更好保证监督到位。

⑸ 如何理解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巩固反腐败成果，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过去一个多月，中央纪委多次强调并解读监督执纪中的“四种形态”。这“四种形态”回答了“用什么执纪、为什么监督”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于挺纪在前、执纪必严，以纪律建设推进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丰富实践价值。
9月29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须善用“四种形态”》；10月13日，《运用“四种形态”推动标本兼治》；10月17日，《运用“四种形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0月20日，《准确把握“四种形态”全面履行监督责任》；10月21日，《“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
过去一个多月中，中央纪委网站连续刊文，从各种角度解读“四种形态”。
什么是“四种形态”，这”四种形态“对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党意味着什么？
对症施治提前查
中央纪委反腐强调“四种形态”——
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
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
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10月21日，中央纪委网站刊登了题为《“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的文章，为何说它是重大创新？
这篇由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撰写的文章提到，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必须打一场持久战。不论减少腐败存量还是遏制腐败增量，都要有多样化的执纪监督方式。“四种形态”归纳出歪风顽疾存续的“四种状态”，给清理已发、震慑新发以路径指引。其中，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清存量、遏增量，强化“不敢腐”；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柔性措施，增强党纪存在感，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党员将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由此，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为阻增量和“不能腐、不想腐”夯实基础。
“在执纪监督当中我们会发现，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从违纪到违法，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按照这种形态的标准和要求，调整执纪监督力量和工作摆布，就前移了监督执纪关口，避免小‘苍蝇’长成大‘老虎’。”高波说，纪律检查工作要治病救人，有些小病不治，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比如到了肿瘤甚至是癌变的程度，可能该切除的就要切除了，这就相当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了。
他说：“在执纪监督、纪律审查中，也要遵循对症施治，标本兼治这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把‘四种形态’、‘六大纪律’落实到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发现苗头马上管，有人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实际上是增加了执纪监督工作的提前量。”
高波在文章中提到，“四种形态”作为依规治党的原创成果，既给出了量纪的适用情形，又明确了执纪的“党法解释”，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实举措。而且，由于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住纪律这个根本，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找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动关系的“黄金分割线”，必将对正纪反腐的实践进程产生正本清源的深远影响。
发现苗头马上查
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不让“好同志”违纪，不让小“苍蝇”变成大“老虎”，这是在监督执纪过程中运用“四种形态”的一个目的。
从今年9月这个监督执纪理念提出以来，各地已处理了不少案例。这种前移治病防线的执纪方式，背后的内涵是什么？实践中该如何准确把握？
开会睡觉被免职是不是小题大做？近日，海南省澄迈县纪委通报的一起案例引发关注。
今年9月30日，在澄迈县委、县政府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县社保局原副局长蔡汝柏公然睡觉。这份通报称，在会议主持人反复强调纪律的情况下，蔡汝柏仍然不收敛、不警醒，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作风懈怠散漫，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工作失职的错误，违反工作纪律，因此决定免去蔡汝柏的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澄迈县的通报一出，便引发质疑。有网友提出：工作作风问题是不是要和违法违纪等问题同样处理？对此，澄迈县纪委表示，开会睡觉看似小事，实则不仅违反了当地有关规定，更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处分条例》。
今年10月3日，湖北省纪委也通报了一起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严重的小事。
2015年7月，武汉大学同城接待武汉理工大学一行7人，花费1394元；接待湖北大学一行6人，花费545元。
一顿饭看似平常，但如果违反纪律则另当别论。根据相关规定，同一个城市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严禁公款相互宴请。湖北省纪委通报，武汉大学属于顶风违纪，责成相关单位严肃查处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对此，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介绍，在长期从事案件审理工作中，他们在大量案件中总结出一个现象：破“法”无不从破“纪”开始。
“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纪法分开，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做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决不能养痈遗患，放任自流，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监督的全覆盖，而不是仅仅管住极极少数的严重违法犯罪党员干部。”熊惊峰说，通过从小节抓起，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这既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
大案小案一起查
在对“四种形态”的理解上，有些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些疑惑。
在中央纪委网站直播的“反腐三人谈”中，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和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答了这些问题。
有些人认为，过去我们的同志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该如何来理解和改变这种状况？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过去有一种倾向，纪委往往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长期对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只能‘算总账’。”熊惊峰认为，从结果上看，这是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一个原因。
而辛鸣认为，查出党内的腐败分子，不仅对于干部队伍是一大损失，对于我们党恐怕是更大的损失。“我希望党内的干部都应该是好同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雷霆万钧，但是更多时候，雷霆万钧的背后是菩萨心肠。”辛鸣说，这“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菩萨心肠的心态，如何让党员干部在容易出问题、刚刚出问题的时候，及时予以提醒、纠正，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只有把错误的苗头及时遏制住，这个党员干部才会成为党的好同志。”
对于“四种形式”的提出，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之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去管常态化的“感冒”去了？
熊惊峰明确表态，“四种形态”并不意味着纪委从此之后不再查大案。对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依然要坚决惩处少数和那些极极少数。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在主观上错误地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反腐败。实际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我个人理解，这‘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这把尺子进行划分的，也是纪委履行职责的重要遵循。‘四种形态’环环相扣、科学有效，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而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如何更好地理解“四种形态”，站在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角度，辛鸣认为，这一方面需要纪检干部更有担当、更有责任；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自身也应该对纪检部门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纪检部门的同志找你谈话，这是关心你、爱护你。严就是爱，给你挑小毛病、抓小刺，就是让你将来别变成大毛病、大刺，看起来是严，其实背后是种深层的爱。”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党员干部能理解这种心态，不再畏惧纪检部门的谈话。
因此，把握好、运用好“四种形态”，将给我们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记者 方力 通讯员 王鹏程 根据央视《东方时空》和中央纪委网站整合

⑹ 如何发挥好执纪执法机构，各种社会监督力量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那么纪检监察机关在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有效服务的过程中，如何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做到在监督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监督呢？我认为需要从“三力”上下功夫。
一、增强监督能力，是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作用的前提
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的专门监督、执纪机构，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增强其监督能力和水平，是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需要。
认清职责定位、强化监督职能。纪检监察机关要准确定位转职能。围绕党章的规定，回归到“强化监督和执纪问责”这个本职，突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主业”。认真清理调整纪检监察机关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着力解决目前存在的定位不准、职责不清、职能泛化等问题，正确处理好监督与监管、监察与督查、主业与副业的关系，既不替代主管部门作“运动员”，也不替代监管部门作“裁判员”，“本本份份”当好执纪执法的“监督员”。
突出监督重点，有效权利制约。纪检监察涉及的监督对象很多，而纪检监察机关自身的人员力量却相对有限。因此，在履行监督职能时，必须转方式，突出监督的重点对象、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争取以较小的监督成本获得较大的监督成果。在监督对象上，应突出抓好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这个重点。在监督环节和部位上，应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主要在涉及人、财、物的方面，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都要求我们转作风，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要切实提高广大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意识和整体素质。加强纪检业务学习培训，搭建纪检干部交流平台，不断提高纪检干部的履职能力。加强对纪检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牢固树立执纪者必先守纪、监督者必受监督的意识，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队伍。
二、形成监督合力，是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作用的重点
履行监督职责不能孤军奋战，要充分调动所有积极的力量，相互配合借鉴，通力合作，要善于整合资源、借助外力、形成合力。
开展党内民主监督。开展民主监督是践行党的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举。党内民主监督的实质是党从人民利益出发，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依照党章和其他重要党内法规，组织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党自身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是党构建的自身免疫系统。党内民主监督在我国民主监督体系中起着引领作用，对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权力是最直接的监督，起着最关键的作用。
加强社会各界监督。社会各界监督是由各党派团体、无党派人士、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意见、作批评，比一般的群众监督视野更宽，触角更深，影响更大，更具权威性。要就廉政建设问题与社会各界保持经常联系，主动征求和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要以廉政建设监督为关键，聘请社会各界担任特邀监察员，直接参与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廉政监督和检查，参与重大案件的群众举报、听证、督察等工作。
推进人民群众监督。广大人民群众是反腐败的主力，是监督举报的主体，是腐败案件线索的主源。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会产生腐败，哪里的人民群众监督作用发挥得好，哪里的腐败现象就比较少。为此，要创造条件、拓宽渠道方便群众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监督的热情，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建议权和批评权，疏通群众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参与反腐倡廉活动的渠道；坚决消除各种人为障碍，严肃惩处打击报复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强化媒体舆论监督。随着网络信息化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更加突出，特别是网络监督,已成为畅达民意、鞭挞腐败的便捷而有效的手段。要高度重视发挥各种媒体监督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创新媒体监督机制，加强网络举报系统建设，健全受理机制，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建立重大决策网络调查、重大事项网络听证、重点行业网上评议制度，建立网络媒体监督的引导、奖励、信息反馈、特约监督等制度，提高网络媒体监督的水平。
三、提高监督效力，是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作用的关键
自下唤起民众参与权力监督的意识，自上建立约束和权力制衡的机制，深化廉政教育、加大惩处力度，才能形成监督“共振”，增强监督效应。
深化廉政教育，营造良好环境。要从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出发，创新教育方式，丰富教育内容，夯实教育基础，打造廉政品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经常性的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补足精神之“钙”，经常开展案例警示教育阐明违纪违法之“害”。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新技术和网络平台进行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免疫力，努力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加大惩处力度，树立监督威信。要加大党纪政纪处分决定的执行力度和对腐败分子的经济处罚及赃款赃物追缴力度，提高腐败成本，让腐败分子政治上声名扫地，经济上占不到便宜，精神上后悔莫及;要重视和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作用和监督功能，查办案件是为了少发案件，处分干部是为了干部不受处分，查办案件是最直接有效、最具威慑力的，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查案让更多的干部引以为戒，减少违纪违法情况的发生。
注重制度创新，完善监督机制。只有强化制度创新，严密制度体系，狠抓制度执行，把制度创新真正贯穿于监督的各个环节，渗透到干部队伍的各个层面，体现到权力运行的各个阶段，反腐败斗争才能真正实现“从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从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要突出制度教育，确保各项制度深入人心；加强对执行制度的监督，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要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坚决追究责任，以确保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作者系武当山特区工委委员、纪委书记）

⑺ 社会监督力量包括哪几个方面

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人民群众

⑻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应该怎样理解

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必须打一场持久战。不论减少腐败存量还是遏制腐败增量，都要有多样化的执纪监督方式。“四种形态”归纳出歪风顽疾存续的“四种状态”，给清理已发、震慑新发以路径指引。其中，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清存量、遏增量，强化“不敢腐”；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柔性措施，增强党纪存在感，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党员将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由此，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为阻增量和“不能腐、不想腐”夯实基础。
“在执纪监督当中我们会发现，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从违纪到违法，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按照这种形态的标准和要求，调整执纪监督力量和工作摆布，就前移了监督执纪关口，避免小‘苍蝇’长成大‘老虎’。”高波说，纪律检查工作要治病救人，有些小病不治，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比如到了肿瘤甚至是癌变的程度，可能该切除的就要切除了，这就相当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了。
他说：“在执纪监督、纪律审查中，也要遵循对症施治，标本兼治这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把‘四种形态’、‘六大纪律’落实到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发现苗头马上管，有人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实际上是增加了执纪监督工作的提前量。”
高波在文章中提到，“四种形态”作为依规治党的原创成果，既给出了量纪的适用情形，又明确了执纪的“党法解释”，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实举措。而且，由于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住纪律这个根本，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找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动关系的“黄金分割线”，必将对正纪反腐的实践进程产生正本清源的深远影响。
发现苗头马上查
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不让“好同志”违纪，不让小“苍蝇”变成大“老虎”，这是在监督执纪过程中运用“四种形态”的一个目的。
从今年9月这个监督执纪理念提出以来，各地已处理了不少案例。这种前移治病防线的执纪方式，背后的内涵是什么？实践中该如何准确把握？
开会睡觉被免职是不是小题大做？近日，海南省澄迈县纪委通报的一起案例引发关注。
今年9月30日，在澄迈县委、县政府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县社保局原副局长蔡汝柏公然睡觉。这份通报称，在会议主持人反复强调纪律的情况下，蔡汝柏仍然不收敛、不警醒，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作风懈怠散漫，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工作失职的错误，违反工作纪律，因此决定免去蔡汝柏的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澄迈县的通报一出，便引发质疑。有网友提出：工作作风问题是不是要和违法违纪等问题同样处理？对此，澄迈县纪委表示，开会睡觉看似小事，实则不仅违反了当地有关规定，更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处分条例》。
今年10月3日，湖北省纪委也通报了一起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严重的小事。
2015年7月，武汉大学同城接待武汉理工大学一行7人，花费1394元；接待湖北大学一行6人，花费545元。
一顿饭看似平常，但如果违反纪律则另当别论。根据相关规定，同一个城市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严禁公款相互宴请。湖北省纪委通报，武汉大学属于顶风违纪，责成相关单位严肃查处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对此，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介绍，在长期从事案件审理工作中，他们在大量案件中总结出一个现象：破“法”无不从破“纪”开始。
“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纪法分开，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做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决不能养痈遗患，放任自流，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监督的全覆盖，而不是仅仅管住极极少数的严重违法犯罪党员干部。”熊惊峰说，通过从小节抓起，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这既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
大案小案一起查
在对“四种形态”的理解上，有些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些疑惑。
在中央纪委网站直播的“反腐三人谈”中，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和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答了这些问题。
有些人认为，过去我们的同志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该如何来理解和改变这种状况？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过去有一种倾向，纪委往往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长期对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只能‘算总账’。”熊惊峰认为，从结果上看，这是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一个原因。
而辛鸣认为，查出党内的腐败分子，不仅对于干部队伍是一大损失，对于我们党恐怕是更大的损失。“我希望党内的干部都应该是好同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雷霆万钧，但是更多时候，雷霆万钧的背后是菩萨心肠。”辛鸣说，这“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菩萨心肠的心态，如何让党员干部在容易出问题、刚刚出问题的时候，及时予以提醒、纠正，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只有把错误的苗头及时遏制住，这个党员干部才会成为党的好同志。”
对于“四种形式”的提出，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之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去管常态化的“感冒”去了？
熊惊峰明确表态，“四种形态”并不意味着纪委从此之后不再查大案。对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依然要坚决惩处少数和那些极极少数。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在主观上错误地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反腐败。实际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我个人理解，这‘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这把尺子进行划分的，也是纪委履行职责的重要遵循。‘四种形态’环环相扣、科学有效，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而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如何更好地理解“四种形态”，站在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角度，辛鸣认为，这一方面需要纪检干部更有担当、更有责任；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自身也应该对纪检部门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纪检部门的同志找你谈话，这是关心你、爱护你。严就是爱，给你挑小毛病、抓小刺，就是让你将来别变成大毛病、大刺，看起来是严，其实背后是种深层的爱。”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党员干部能理解这种心态，不再畏惧纪检部门的谈话。
因此，把握好、运用好“四种形态”，将给我们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