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历史上的清官有哪些

1、孙叔敖

孙叔敖[áo]（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芈姓，蔿氏，名敖，字孙叔，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人。春秋时期楚国令尹。距今2600多年前，淮河洪灾频发，孙叔敖主持治水，倾尽家资。

历时三载，终于修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芍陂(què bēi)，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农桑，造福淮河黎民。后来又修建了安丰塘等大量水利工程。

2600年过去，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孙叔敖受楚庄王赏识，开始辅佐庄王治理国家。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

主张以民为本，止戈休武，休养生息，使农商并举，文化繁荣，翘楚中华。因出色的治水、治国、军事才能。

孙叔敖后官拜令尹（宰相），辅佐庄王独霸南方，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因积劳成疾，孙叔敖病逝他乡，年仅38岁。

2、西门豹

西门豹（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邑一带）人。魏文侯时任邺令，是著名的政治家、水利家，曾立下赫赫功勋。

初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一带)）时，看到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萧条，一片冷清，百业待兴，于是立志改善现状。后来趁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地方恶霸势力。

随后颁布律令，禁止巫风。教育了广大的百姓。原先出走人家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同时，他又亲自率人勘测水源，发动百姓在漳河开围挖掘了12渠。

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实行“寓兵于农、藏粮于民”的政策，很快就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东北重镇。

3、赵广汉

赵广汉，曾任守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

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

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

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

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资治通鉴》所记“京兆政清，吏民称不容口”，是对赵广汉最好的评价。赵广汉是中国古代十大清官之一。

4、海瑞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

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

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获赠太子太保，谥号忠介。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5、徐有功

徐有功（640—702）名宏敏，字有功，唐洛州偃师（今偃师市缑氏镇）人，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

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长期在司法任上，是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

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新唐史》对他有“虽千载未见其比”之赞誉。他死后武则天追赠他为大理寺卿。

唐中宗李显登位后加赠他为越州都督（正三品）头衔，并特下制书表彰：“节操贞敬，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实一代之贤良”和“卓然守法、虽死不移。无屈挠之心，有忠烈之议。”

㈡ 秦灭六国,但有一个小国未灭,那是哪个国家

卫国。 秦始皇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但是，秦始皇并没有真正统一中国.。

秦二世嬴胡亥（前230年—前207年，在位时间前209年—前207年），也称二世皇帝。是秦始皇第二十六子（最小的儿子）、太子嬴扶苏的弟弟。秦始皇出游南方病死途中时，在赵高与李斯的帮助下，杀死兄弟姐妹，并逼死哥哥扶苏而当上秦朝的二世皇帝。

卫国，中国周朝诸侯国，姬姓，周武王弟康叔后裔（姬封）。先后建都于朝歌、楚丘、帝丘、野王，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一带。卫武公时一度强盛，为诸侯首领之一，进入东周时期后由于内乱频仍而衰弱，前661年被狄人残破，依赖齐桓公的援助方才得以继续存在，从此沦为小国。

前254年，卫国沦为魏国的附庸国，秦灭魏后，又成为秦的附庸国。公元前209年，秦（秦二世）废卫君姬君角，卫国灭亡。卫国是周诸侯国中最后一个被秦灭亡的国家。

㈢ 古罗马刚刚建立国家的时候，是打败哪个国家建立的

其实罗马开始是个城市，首先打败了周围的几个城市。之后打败了希腊在意大利的殖民城市。
凡是罗马疆界以内都有罗马移民，后人也难免有罗马血统。但不是所有，主要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国家。
俄罗斯很早之前是野蛮人，不过不是日耳曼人，貌似跟北欧维京人血统接近。

㈣ 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颈联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是怎样抒发的

《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一诗作于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冬。韩云卿是诗人的好友，曾为广德令，做过监察御史，官终礼部侍郎。韩云卿告别诗人远去，诗人不在身边，遂作此诗寄去以示告别。这首诗真实地描写了吐蕃入侵长安给唐王朝的命运造成的灾难性影响，给人民带来的家破人亡的离乱之苦，以及给诗人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与创伤，表现了诗人对这次国难的担忧之情。全诗感情真挚，意境苍凉。
《銮驾避狄岁寄别韩云卿》
白发壮心死，愁看国步移。
关山惨无色，亲爱忽惊离。
影绝龙分剑，声哀鸟恋枝。
茫茫云海外，相忆不相知。

㈤ 在遇到狄大人之前，李元芳所在的“甘南道”到底是什么

《神探狄仁杰》系列是中国电视剧中比较少见的取得成功的系列电视剧，而虚构的主要角色李元芳更是成为新世纪的“网红”之一。在《神探狄仁杰》第一部中，与狄大人相遇前的李元芳是甘南道的游击将军，那么这个“甘南道”又是什么呢？

唐朝的国家体制中的“道”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政治区划。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裁并州县，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每道设黜陟使，是一种监察官员，没有行政权力。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在“十道”的基础上改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东、山南西、陇右、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剑南、京畿、都畿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并建治所，正式成为地方行政长官，后演变为节度使。

唐朝的第二种“道”则是军事单位。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在战争爆发时根据需要调集府兵组建战时的军区或者方面军，任命临时军事长官指挥作战。而这种战时军区或者方面军也被称为“道”，最高军事长官一般被称“行军总管”或者“行军大总管”。

比如在唐征东突厥之战中，李靖的作战任务是进攻东突厥牙帐所在的定襄，因此李靖所负责的战区和部队便统称为“定襄道”，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因为这种“道”属于战时体制，战后便撤销，所以这种“道”在唐朝历史上数量很多，难以列举。

无论是在贞观十道还是开元十五道中，都没有李元芳所在的“甘南道”，因此可以肯定“甘南道”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监察行政区划。另外，甘南道的最高长官为甘南道行军大总管，而不是黜陟使。而像李元芳这样的下属官员也是武职，而不是文职。

综合来讲，李元芳所在的“甘南道”应该是属于唐朝的第二种“道”，即出于战争需要而临时建立的军区或者方面军，李元芳则是这个军区或者方面军的中级军官。

㈥ 我国古代监察与谏议

古代监察和谏议说皇权的附庸。
在皇权至高无上、以人治为主要统治手段的时代，监察和谏议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㈦ 如何认识古代中国的监察和谏议制度

对皇帝的决定可以提出批评，这一条在某种程度上孕含着言论自由的原则，每每令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人倍感兴趣。这条原则在各个朝代都得到了贯彻执行，尽管有时难免流于形式。各个时代向皇帝进谏的奏折和奏折摘要，大量地以奏议形式保存在官修的史书和国家档案中，流传至今。这些奏折都是实行谏议制度的明证。谏又称谏诤、谏议、直谏、规谏。汉语中谏字的独特含义是对皇帝的绝对权威提出异议。就此而言，谏有别于监察，监察是对官员的权威提出异议。然而，谏议和监察都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监督机制，就此而言，两者又有共同之处。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天子——皇帝独领一切权力，因而孟德斯鸠式的分权制在中国的国家机构中无踪可觅；不过，为了行使皇权，仍需建立一套机构和制度。这套机构和制度在漫长的中国政治史上不断得到完善，担任各种职务的官员虽然难以从政治角度区分类别，但就技术角度而言，却是各司其职的。中国的政治机构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协助皇帝制定决策的机构，其二是执行皇帝决策的机构。国家机器内部这两类功能明显不同的机构之间的区别，从技术上来说，类同于现代国家中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然而从政治上来说，它用以作为依据的皇权观念，性质与经典的立法机构观念不同，所以我把它称作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之间的区别。基于这一区别，检察的职能就是监督行政机关是否正常运作，因而属于执行机构；而谏议的职能则是监督皇权是否能作出良好的决策，因而属于指示机构。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二)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南朝建立了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五)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六)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二、中国古代谏议制度
谏议史可分为两大阶段：自汉至宋为建立和发展阶段，元朝为搁置阶段，至明清则败坏变质。不过，由于谏议制度本身的复杂性，根难将其演变过程说得一清二楚。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但言官亦指监察官员。监察官员统属都察院，而谏官从未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机构。进谏的职责通常由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共同承担；按字面理解，给事中的意思是负责宫廷事务，但实际上给事中也负有进谏使命。谏议包括奏议和封驳。上文已经谈及的奏议是指向皇帝提出批评性的意见，通常取书面形式，如果上奏的谏官是政府议事机构的成员，也可采取口头形式。封驳是指月一种程序：当谏官认为敕令或其它包含有皇帝旨意的文件不妥时，加封后退回，以示异议。
（一）秦汉时期，谏官初为加官，皇帝将谏议之职委于领有侍中、常侍、散骑常侍等职衔的私人顾问，此类谏官在秦代多为武将。汉代任源官者身份各异，汉武帝(公元前141一公元前87年)曾任命并无官职的孔安国为谏议大夫。谏官数量由皇帝任意确定，多时可达数十名。东汉时，谏官成为定官。
（二）六朝时期，中央机构进一步改善，逐渐分为三大部分：尚书省负执行之责，中书省(又称内书省)和门下省负指示之责。中书省代皇帝草拟敕令，门下省联络中书省和尚书省，即沟通指示机构与执行机构，它一方面将皇帝的旨意传达给执行机构，另一方面将执行机构呈递的奏折等文件转呈皇帝。进谏的使命由门下省承担。此时，封驳已渐成定规，给事中既可驳回官员向皇帝呈递的奏折，亦可将皇帝的命令退回中书省。
（三）唐承前制，并大大加以改进。唐太宗(公元626—649年)极为重视谏议制度，此时的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共担。门下省设给事中四名及辅员若于，并设左谏议大夫四名，左散骑常侍四名。中书省则设右谏议大夫四名，右散骑常侍四名。唐代还创设了补阙和拾遗两个官职，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补阐和拾遗均为谏官，负责看管供其他谏官呈递奏折所用的四只匣子。
（四）宋朝诸帝对谏议制度继续给以重视，宋真宗(公元997—1022年)下令修编的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收入了从古到五代的379件著名的谏书。宋朝对唐朝的中央机构作了改造，以中书省主民事，枢密院主军事，两者共为中央政府的主要机构，置于禁中；门下省则作为政府的办事机构置于宫外。门下省从此由指示机构变为执行机构。谏官集于新设的谏院，谏院下设鼓院，负责管理承袭唐代传统的谏书匣。此外尚有一个检院，负责审阅谏书。谏院的职责不限于监督皇帝的文书，亦可对各级官员的文书进行监督，尤其可对宰相的政务活动进行监督，因为宰相是为皇帝出谋划策的人。这样一来，谏议与监督就不再分得那样清了。宋朝普遍设置偶见于五代的言事御史官职，担任此职者多为受命取代因失职而夺官的检察官员。宋朝诸帝采取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各个机构之间的互相牵制。散骑常侍归属门下后省，门下后省主封驳，由六房组成，六房与门下省的六科相对应。
（五）契丹人的辽代，女真人的金代以及蒙古人的元代，虽然在形式上保留了谏议制度，但实际上已完全废弃。这几个朝代都各有其以汗为中心的贵族参政制度。汉人谏官的职责或仅限于典仪(辽代南面官系中的谏官仅对汉人官员进行检察)，或名存实亡(元代废给事中，仅留御史管理宫中杂务)。不过，金代建立的地方监察机构在元朝得到了加强，蒙古统治者不允许汉人担任监察官。
（六）明太祖(公元1368一1398年)于1368年灭元建明后，承袭元制，不但没有恢复被金代所废的门下省，而且又废除中书省，将指示机构紧缩为内阁，皇帝直辖六部大臣，不设宰相。给事中被废，御史改隶六科，归属通政使司，负责处理往来于指示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的敕令和其它文书；六科与六部相对应。然而，原本负责向皇帝进谏的谏官，此时的职责已变为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与御史相似。继明之后统治中国的清朝，进一步加强皇帝的自主决策，于1723年将六科并入都察院，负责监察各省的十五道科。
以上是中国谏议制度的简史。应该指出，谏议制度对于过于集中的皇权，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这一点在谏议制度的黄金时代唐朝尤为明显。众所周知，魏征、房玄龄、王珪等谏官均对唐太宗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他皇帝在位期间也不乏此类事例。据顾炎武统计，鲁驳回皇帝敕令的谏官不少于十人：
唐中宗(公元683—684，705—7l0年)在位期间的韦温；
唐德宗(公元779—805年)在位期间的袁高、薛存诚、李藩；
唐宪宗(公元805—820年)在位期间的韦宏景；
唐穆宗(公元820一824年)在位期间的崔植；
唐文宗(公元826—840年)在位期间的狄兼漠；
唐武宗(公元840一846年)在位期间的郑肃、韩亻次；
唐宣宗(公元846—859年)在位期间的郑公舆、萧亻放。
当代历史学家谢元鲁据《唐会要》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卷统记，自唐初至唐懿宗(公元859—873年)初年：16次封驳，11次有效；14次进谏，11次有效；16次补阙或拾遗，6次有效。
宋朝为后人留下了两件著名的谏书，一是范仲淹于1043年在谏官欧阳修推动下写成的《答手沼条陈十事》，一是提点江东刑狱王安石1058年所写《万言书》。范仲淹的谏书标志着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改革的开始，而王安石的谏书则揭开了熙宁(公元（1068—1077年)年间改革的序幕。此后，皇帝虽然依旧重视谏议，但官僚机构相互掣肘谏议的政治影响大为减弱.
其实，谏议的纠偏作用只发生在开明皇帝身上。换言之，皇帝的意愿决定着谏议的命运。因而，当元朝强化帝制后，谏议制度就急剧衰落。由此可见，谏议制度并非民主制度。那么，谏议制度何以能在某些朝代得到发展呢?原因在于：帝制建立在一些政治和社会的价值观念之上，当这些价值观念受到弊政威胁时，谏议制度有助于在政权的最高层面上表述这些价值观念。皇帝之所以能在符合谏议原则的前提下接受谏臣的异议，是因为皇权承认这些早已为儒家经典所阐明的原则。《孝经》第15章的篇名正是“谏诤”：“曾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事君”章又对此作了补充：“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由此可见，谏议基本上是义务，是孝所要求的一种严格的义务。在中国的谏议传统中，这种义务并非空话，许多忠义之士为进谏而不怕惩罚，置坐牢杀头于度外。明朝镇压进谏者尤为残酷，谏官的舍身精神也最为突出。今人谢渠源在对明代著名谏臣的研究中指出，死于进谏的大臣多达40余人。海瑞的故事广为人知，他向明世宗(公元1521—1566年)进谏前，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谏议既是义务，就不是权利。谏议之所以被视为正当，因为这是一种受到尊重，尤其受到开明皇帝尊重的义务，并非由于这是一种具有民主性质的提出异议的权利。谏议是一种道德权威，是那些自认为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最佳体现者并准备为捍卫这些价值观念而献身的人的道德权威。因此，中国谏议制度所体现的精神，其基础是承认士为培植善而表现的高尚品德，这一点连皇帝也不否认。换言之，谏议制度与民主无涉，它是一种有别于官僚政治的“士治”，就是说，它是文人学子中的精英以其道德操守所发挥的影响。
从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中不难看出，中国的谏议制度的性质就是“士治”。黄宗羲主张在全国广建书院式的学校。对于他来说，书院不只是教育机构，书院既然培养士，自然也培养传统的死谏精神。他认为，所有书院的山长都应具备这种皇帝也必须敬重的精神，他写道：“大学祭酒，当推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这段话所包含的对于东林党人的政治遗产，对于明末禁书院，清朗拒不开禁一事所表示的看法，此处不予讨论。我只想请大家注意，黄宗羲的幻想清晰地反映在他对谏议机构的设想中。在他的眼中，谏议机构是一个文人学子治国的场所。 帝制覆亡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民主观念。然而，他们懂得民主的真谛吗?人们不禁要问，在那些自五四运动以来曾为民主而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是否混淆了争取自由和争取谏议权利这两个目标，致使斗争的意义受到了损害。因此，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儒教国家一样，反对独裁的结果是助长了权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