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关于强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何深意

如何理解监督执纪“四种形态”9月29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须善用“四种形态”》；10月13日，《运用“四种形态”推动标本兼治》；10月17日，《运用“四种形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0月20日，《准确把握“四种形态”全面履行监督责任》；10月21日，《“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过去一个多月中，中央纪委网站连续刊文，从各种角度解读“四种形态”。什么是“四种形态”，这”四种形态“对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党意味着什么？对症施治提前查中央纪委反腐强调“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10月21日，中央纪委网站刊登了题为《“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的文章，为何说它是重大创新？这篇由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撰写的文章提到，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必须打一场持久战。不论减少腐败存量还是遏制腐败增量，都要有多样化的执纪监督方式。“四种形态”归纳出歪风顽疾存续的“四种状态”，给清理已发、震慑新发以路径指引。其中，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清存量、遏增量，强化“不敢腐”；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柔性措施，增强党纪存在感，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党员将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由此，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为阻增量和“不能腐、不想腐”夯实基础。“在执纪监督当中我们会发现，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从违纪到违法，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按照这种形态的标准和要求，调整执纪监督力量和工作摆布，就前移了监督执纪关口，避免小‘苍蝇’长成大‘老虎’。”高波说，纪律检查工作要治病救人，有些小病不治，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比如到了肿瘤甚至是癌变的程度，可能该切除的就要切除了，这就相当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了。他说：“在执纪监督、纪律审查中，也要遵循对症施治，标本兼治这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把‘四种形态’、‘六大纪律’落实到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发现苗头马上管，有人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实际上是增加了执纪监督工作的提前量。”高波在文章中提到，“四种形态”作为依规治党的原创成果，既给出了量纪的适用情形，又明确了执纪的“党法解释”，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实举措。而且，由于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住纪律这个根本，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找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动关系的“黄金分割线”，必将对正纪反腐的实践进程产生正本清源的深远影响。发现苗头马上查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不让“好同志”违纪，不让小“苍蝇”变成大“老虎”，这是在监督执纪过程中运用“四种形态”的一个目的。从今年9月这个监督执纪理念提出以来，各地已处理了不少案例。这种前移治病防线的执纪方式，背后的内涵是什么？实践中该如何准确把握？开会睡觉被免职是不是小题大做？近日，海南省澄迈县纪委通报的一起案例引发关注。今年9月30日，在澄迈县委、县政府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县社保局原副局长蔡汝柏公然睡觉。这份通报称，在会议主持人反复强调纪律的情况下，蔡汝柏仍然不收敛、不警醒，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作风懈怠散漫，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工作失职的错误，违反工作纪律，因此决定免去蔡汝柏的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澄迈县的通报一出，便引发质疑。有网友提出：工作作风问题是不是要和违法违纪等问题同样处理？对此，澄迈县纪委表示，开会睡觉看似小事，实则不仅违反了当地有关规定，更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处分条例》。今年10月3日，湖北省纪委也通报了一起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严重的小事。2015年7月，武汉大学同城接待武汉理工大学一行7人，花费1394元；接待湖北大学一行6人，花费545元。一顿饭看似平常，但如果违反纪律则另当别论。根据相关规定，同一个城市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严禁公款相互宴请。湖北省纪委通报，武汉大学属于顶风违纪，责成相关单位严肃查处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对此，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介绍，在长期从事案件审理工作中，他们在大量案件中总结出一个现象：破“法”无不从破“纪”开始。“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纪法分开，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做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决不能养痈遗患，放任自流，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监督的全覆盖，而不是仅仅管住极极少数的严重违法犯罪党员干部。”熊惊峰说，通过从小节抓起，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这既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大案小案一起查在对“四种形态”的理解上，有些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些疑惑。在中央纪委网站直播的“反腐三人谈”中，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和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答了这些问题。有些人认为，过去我们的同志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该如何来理解和改变这种状况？“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过去有一种倾向，纪委往往以大案要案论英雄，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长期对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只能‘算总账’。”熊惊峰认为，从结果上看，这是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一个原因。而辛鸣认为，查出党内的腐败分子，不仅对于干部队伍是一大损失，对于我们党恐怕是更大的损失。“我希望党内的干部都应该是好同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雷霆万钧，但是时候，雷霆万钧的背后是菩萨心肠。”辛鸣说，这“四种形态”，的是一种菩萨心肠的心态，如何让党员干部在容易出问题、刚刚出问题的时候，及时予以提醒、纠正，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只有把错误的苗头及时遏制住，这个党员干部才会成为党的好同志。”对于“四种形式”的提出，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之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去管常态化的“感冒”去了？熊惊峰明确表态，“四种形态”并不意味着纪委从此之后不再查大案。对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依然要坚决惩处少数和那些极极少数。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在主观上错误地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反腐败。实际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我个人理解，这‘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这把尺子进行划分的，也是纪委履行职责的重要遵循。‘四种形态’环环相扣、科学有效，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而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如何更好地理解“四种形态”，站在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角度，辛鸣认为，这一方面需要纪检干部更有担当、更有责任；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自身也应该对纪检部门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纪检部门的同志找你谈话，这是关心你、爱护你。严就是爱，给你挑小毛病、抓小刺，就是让你将来别变成大毛病、大刺，看起来是严，其实背后是种深层的爱。”他希望能有的党员干部能理解这种心态，不再畏惧纪检部门的谈话。因此，把握好、运用好“四种形态”，将给我们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Ⅱ 如何强化监督的再监督

只有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两者有机地联结起来，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现代政治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从正面来看，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对于权力服务于公民、有效地运作、推进财富的积累等，具有重大的影响；从反面来讲，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化变质的权力，权钱交易、低效运作、腐败丛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力制约权力，首当其冲的是实行权力的分割制衡原则。之所以必须首先分割权力，是由权力性质决定的。“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是不论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如何都适用的一个现代政治戒条。权力具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如果不对权力加以分割，这种政治制度就必然成为一种独断专行的制度，绝对的自我而不会有真正批评的孤芳自赏的制度，从长期执政效应来看，也相应会成为一种低效率的政治制度。

其次，以权力制约权力，需要对监督制约权力的对象加以明确。分割权力作为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前提，并不必然保证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因为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执掌权力的主体具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他们还是有滥用职权的必然性。必须将执掌权力的人置于有效制约与监督其权力的权力运行体系之中，才能保证他们用公共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假如仅凭他们依托在自我道德信任基础上执掌公共权力的诺言，对他们不加以严格制约与监督，那就绝对不能期望杜绝权钱交易、以权谋私。

再次，有效制约与监督权力还必须建立起制度导向与程序优先的制度运行体制。假如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动力仅仅来自某些政治高层人物的旨意，或来自某个集团的善良动机，那是不可能有效制约与监督权力的。这是由权力支配意志而不是意志支配权力的权力现代性决定的。历史上曾经有多少意志坚定地想用权力来为大众谋取福利的政治家，到后来演变为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的堕落分子。这类触目惊心的事例告诉我们，除开在制度上解决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从而保证从权力的分割开始、到权力的规则运转、再到权力的公共化评估相互贯通，从而将权力的客观化运作与执掌权力者的个人意志和愿望隔离开来，否则就不能想象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至于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程序优先问题，那就更是一个检验政治现代性的指标了。有没有权力运行的分割制衡制度设计、有没有权力执行的一套客观制度建构、有没有围绕权力执行纠纷建立的裁决机制、有没有对人对事对决策对效用分别设计的制度规章，既是划分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界线，又是判断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的基本标准。

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一种“权力内部”的制约与监督思路。也许更为关键的还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公民权利，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据以维持与发展的现实起点。假如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是执掌权力者之间展开的权力分配游戏，那么，就既不能指望权力会自我限制，也不能指望权力的公共性有根本的保障。于是，以高于权力的权利来制约与监督权力就是必然的选择。必须将权力与权利作为一个对应的关系来处理，以前者为必须限制的对象，以后者为捍卫的对象；以前者为社会运作的条件，以后者为社会运作的前提；以前者为后者的被支配者，以后者为前者的支配者。这样，权力的自我膨胀才会消减。以权利制约与监督权力，既需要重申人民主权原则，也需要有人民以公民的角色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角色转变”，更需要有反映人民意志与愿望的社会建制来实际制约与监督权力。于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显得重要起来：一方面，必须建立健全国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从而使得公民有表达自己意见和参与决策的空间。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必须建立起舆论监督的制度体系。只有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两者有机地联结起来，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现代政治难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Ⅲ 监督是什么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政治学的经典论断。所谓制约，实际就是监督。在现代社会，毫无监督的权力恐怕很难找到了，但监督的效果却有大有小。有的监督有力、有效，保证了权力的健康运行；有的监督苍白无力、形同虚设，掌权者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由此，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监督？ 所谓监督，最一般的解释就是“监视督促”，通俗地讲就是“找毛病”、“挑刺儿”，以促进被监督者改正缺点和错误，按照监督者的要求做得更好。这就会让一些被监督者感到不舒服，因而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或逃避监督。其实，监督好比医生看病，如果医生不是认真地“挑毛病”，而是一味地恭维病人如何健康，这是对病人的爱护还是坑害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之流才会走上不归路。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我们加强监督的目的，就是希望领导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可见，监督的实质是爱护。只有这样来理解监督，才能大力倡导监督，把监督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进而积极地加强监督和主动地接受监督，真正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各项监督制度落到实处。 对于公民、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来说，监督是权利，也是义务。公民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党员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党组织之间的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党章和党内监督条例赋予的神圣权利，可以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行使，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和剥夺。同时，监督也是公民、党员以及党组织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一点尤其值得强调。当前，某些领导干部存在违纪违法现象和严重的不正之风，迫切要求一切具有正义感的公民和具有党性的党员，勇敢地拿起监督的武器，予以揭露和批评，帮助领导干部改正错误。如果对其不闻不问、听之任之，那就没有尽到公民、党员和党组织应尽的监督责任，最终不仅会毁了干部，给党和国家带来危害，也会损害广大公民和党员的实际利益。显然，这是不可取的态度，也是不明智的做法。 从系统观点来看，监督是行为方式，也是制度规定。监督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有效的监督既来自公民、党员等负责的监督行为，更来自科学的监督体制、机制和制度。与个人的监督行为相比，监督制度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和全局性。制度好，公民、党员等个体的监督就不再是一时一事的偶尔监督，而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是有力有效、事半功倍的监督；制度不好，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公民、党员等个体的监督权利就无法正确而有效地行使。当前，少数地方和单位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科学的、管用的监督制度。因此，亟需以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为契机，紧密结合实际，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督体制、机制和制度。 从监督的价值取向分析，监督是有风险的，更是光荣的。当前，许多人奉行“多栽花、少挑刺”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从加强监督的角度说，这是一种落后甚至有害的意识。当然，这种意识也不是凭空产生的。长期以来，确实有不少人因为监督，因为给领导干部“找毛病”、“挑刺儿”，吃了苦头。然而实践一再证明，敢于履行监督职责的人，敢于同错误作斗争的人，最终是光荣的，会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可以相信，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包括各项监督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必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从根本上解决“监督难”和“难监督”的问题。（编辑：何静文）

Ⅳ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应该怎样理解

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必须打一场持久战。不论减少腐败存量还是遏制腐败增量，都要有多样化的执纪监督方式。“四种形态”归纳出歪风顽疾存续的“四种状态”，给清理已发、震慑新发以路径指引。其中，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清存量、遏增量，强化“不敢腐”；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柔性措施，增强党纪存在感，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党员将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由此，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为阻增量和“不能腐、不想腐”夯实基础。
“在执纪监督当中我们会发现，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从违纪到违法，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按照这种形态的标准和要求，调整执纪监督力量和工作摆布，就前移了监督执纪关口，避免小‘苍蝇’长成大‘老虎’。”高波说，纪律检查工作要治病救人，有些小病不治，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比如到了肿瘤甚至是癌变的程度，可能该切除的就要切除了，这就相当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了。
他说：“在执纪监督、纪律审查中，也要遵循对症施治，标本兼治这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把‘四种形态’、‘六大纪律’落实到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发现苗头马上管，有人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实际上是增加了执纪监督工作的提前量。”
高波在文章中提到，“四种形态”作为依规治党的原创成果，既给出了量纪的适用情形，又明确了执纪的“党法解释”，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实举措。而且，由于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住纪律这个根本，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找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动关系的“黄金分割线”，必将对正纪反腐的实践进程产生正本清源的深远影响。
发现苗头马上查
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不让“好同志”违纪，不让小“苍蝇”变成大“老虎”，这是在监督执纪过程中运用“四种形态”的一个目的。
从今年9月这个监督执纪理念提出以来，各地已处理了不少案例。这种前移治病防线的执纪方式，背后的内涵是什么？实践中该如何准确把握？
开会睡觉被免职是不是小题大做？近日，海南省澄迈县纪委通报的一起案例引发关注。
今年9月30日，在澄迈县委、县政府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县社保局原副局长蔡汝柏公然睡觉。这份通报称，在会议主持人反复强调纪律的情况下，蔡汝柏仍然不收敛、不警醒，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作风懈怠散漫，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工作失职的错误，违反工作纪律，因此决定免去蔡汝柏的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澄迈县的通报一出，便引发质疑。有网友提出：工作作风问题是不是要和违法违纪等问题同样处理？对此，澄迈县纪委表示，开会睡觉看似小事，实则不仅违反了当地有关规定，更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处分条例》。
今年10月3日，湖北省纪委也通报了一起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严重的小事。
2015年7月，武汉大学同城接待武汉理工大学一行7人，花费1394元；接待湖北大学一行6人，花费545元。
一顿饭看似平常，但如果违反纪律则另当别论。根据相关规定，同一个城市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严禁公款相互宴请。湖北省纪委通报，武汉大学属于顶风违纪，责成相关单位严肃查处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对此，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介绍，在长期从事案件审理工作中，他们在大量案件中总结出一个现象：破“法”无不从破“纪”开始。
“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纪法分开，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做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决不能养痈遗患，放任自流，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监督的全覆盖，而不是仅仅管住极极少数的严重违法犯罪党员干部。”熊惊峰说，通过从小节抓起，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这既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
大案小案一起查
在对“四种形态”的理解上，有些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些疑惑。
在中央纪委网站直播的“反腐三人谈”中，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和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答了这些问题。
有些人认为，过去我们的同志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该如何来理解和改变这种状况？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过去有一种倾向，纪委往往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长期对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只能‘算总账’。”熊惊峰认为，从结果上看，这是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一个原因。
而辛鸣认为，查出党内的腐败分子，不仅对于干部队伍是一大损失，对于我们党恐怕是更大的损失。“我希望党内的干部都应该是好同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雷霆万钧，但是更多时候，雷霆万钧的背后是菩萨心肠。”辛鸣说，这“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菩萨心肠的心态，如何让党员干部在容易出问题、刚刚出问题的时候，及时予以提醒、纠正，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只有把错误的苗头及时遏制住，这个党员干部才会成为党的好同志。”
对于“四种形式”的提出，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之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去管常态化的“感冒”去了？
熊惊峰明确表态，“四种形态”并不意味着纪委从此之后不再查大案。对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依然要坚决惩处少数和那些极极少数。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在主观上错误地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反腐败。实际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我个人理解，这‘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这把尺子进行划分的，也是纪委履行职责的重要遵循。‘四种形态’环环相扣、科学有效，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而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如何更好地理解“四种形态”，站在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角度，辛鸣认为，这一方面需要纪检干部更有担当、更有责任；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自身也应该对纪检部门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纪检部门的同志找你谈话，这是关心你、爱护你。严就是爱，给你挑小毛病、抓小刺，就是让你将来别变成大毛病、大刺，看起来是严，其实背后是种深层的爱。”他希望能有更多的党员干部能理解这种心态，不再畏惧纪检部门的谈话。
因此，把握好、运用好“四种形态”，将给我们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Ⅳ 强化政治监督从四个着力指的是什么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保证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等4个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强化政治监督的着力点。（望点赞~）

Ⅵ 如何将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

一、转变工作理念，聚焦纪律发力
以纪律的思维思考问题。纪律思维体现了对纪律的理解和态度。过去有些同志思想认识出现偏差，分不清纪律与法律边界，认为纪委就是党内的“公检法”，什么工作都从法律角度思考，满脑子都是法律条文，案子不查出涉嫌违法问题不放手，甚至连讲话都用法言法语。司法机关是执行和实施国家法律的专门机关，使用法言法语理所当然。纪律检查机关姓“纪”不姓“法”，从制定方案、初查初核、立案审查到对外公布违纪案件，就要回归自己的执纪本色。新修订的《条例》已经去除70多条与国家法律重复的内容。纪检监察机关要根据监督执纪新的要求，将违纪问题与违法问题分开，工作重点从“盯违法”向“盯违纪”转变，描述事实从“法言法语”向“纪言纪语”转变。量纪定性严格按照“六大纪律”对违纪行为进行分类。对外通报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党纪、后违法的原则，规范违纪行为排序，并对违纪行为从党纪角度作出否定性评价，使监督执纪问责真正向党章规定回归。
以纪律的戒尺丈量问题。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是治党之重器。纪委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管好纪律，是党章赋予纪委的根本职责。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纪党规严于国家法律。如果不用纪律而仅仅用法律的尺子来衡量党员言行，实际上把党员的标准等同于公民的底线。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纪委必须用纪律管住大多数党员，而不能仅仅是处理极少数有严重问题的人。《准则》向全党鲜明提出“四个必须”和“八条规范”，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条例》把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对各级党组织、党员的纪律要求作了细化，成为管党治党的一把戒尺。各级纪检机关必须回归党章“原教旨”，紧紧围绕纪律和规矩开展监督执纪问责，严格依据纪律这把“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判断是非曲直，使纪律成为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
以纪律的方式解决问题。党纪是约束党员的党内法规，约束力明显强于国法。《准则》明确告诉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该达到的哪些标准；《条例》指出全体党员哪些不能为。监督执纪问责的依据是党章党规党纪，必须运用纪律规范、纪律精神和纪律逻辑，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严密推理判断，针对不同情况灵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不管什么工作都要冲着纪律去，围绕纪律开展工作。正确把握“树木”与“森林”之间的辩证关系，既盯住少数“烂树”，更放眼整个“森林”，点面结合、综合施治，避免把全面从严治党简单理解为查处少数严重违纪党员干部。转变以往贪大求全的审查方式，在抓“快”上下功夫。查清主要违纪问题后，在确保质量前提下，快查快结，提高审查时效，以减少审查成本和安全风险，发挥最大综合效应。
二、创新方式方法，挺纪律立规矩
在抓早抓小上着眼。以前有的纪检监察机关政绩观出现偏差，只管抓大案要案，不管小节小问题，这实际上是政绩观错位，导致我们的同志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就是“阶下囚”。《条例》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进行调整细化，明确处理依据，以前范围不清晰的违纪行为，现在可以“对号入座”。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紧盯“极极少数”严惩不贷，更要针对“大多数”抓早抓小，建立健全“早发现”“早提醒”“早查处”机制，发现党员干部有苗头性、倾向性和敏感性问题，及时提醒，及时纠正。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对一些厅级领导干部违纪行为作出“断崖式”处理，这是抓早抓小的一种探索，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在日常监督上着手。《准则》和《条例》面向的对象是全体党员，这就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必须把监督执纪问责立足点放在管好每一个党组织和每一名党员上，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对任何违纪行为，都必须先于法律作出反应，做到“露头就打”，动辄则咎，不能让党员干部在法纪之间徘徊。从今年1-11月全区立案审查的5453起案件结果看，大部分涉嫌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犯罪的领导干部，普遍存在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生活纪律等行为。如果在其靠近纪律红线时大喝一声，及时将其拉回正轨，就能有效阻止其滑向腐败的深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着眼全面从严治党大局，通过明察暗访、巡视监督、年终考核等多种形式，及时发现党员干部在遵守执行纪律过程中的异常情况，综合运用约谈、函询、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等多种方式进行处理，一层一层阻挡，让党员干部时刻感到监督就在身边，陷阱就在脚下，成败就在手中，避免量变引起质变，在迷途上越走越远。
在严格执纪上着力。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要使《准则》和《条例》发挥威力，关键在于严格执行，严肃纲纪，一寸不让。如果束之高阁，再严的纪律也会变成摆设，成为一纸空文。今年1-11月，全区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居高不下，立案数、结案数、处分人员、移送司法机关数量分别同比增长37.56%、43.26%、44.29%、37.2%，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一方面表明我们加大工作力度，另一方面也表明广西反腐败形势与全国一样，依然严峻复杂。形势越严峻、任务越艰巨，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就越要严格。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以“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严肃性和认真劲，坚持在“严”字上下功夫，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增强纪律审查的震慑力。建立健全纪律执行问责机制，对纪律执行不力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严格实施责任倒查，通过问责倒逼《准则》和《条例》落实。
三、提升执纪质量，维护党规权威
依规依纪开展工作。《准则》和《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为监督执纪问责划定了各条杠线，这就意味着开展监督执纪问责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遵守党章、党规，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实践中，确实有些纪检机关纪律和规矩意识淡薄，经常出现先斩后奏、报批程序不及时、重程序轻实体甚至打法律擦边球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执纪问责质量。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执纪者更要心存敬畏和戒惧，严格遵守纪律和规矩，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回避制度、保密纪律等，严格按程序办事。该请示的要请示，该报告的要报告，不能擅自作出决定。坚持以纪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无论是线索处置、还是立案调查，都要严格按照实体和程序的有关规定执行。强化证据意识，合法合规提取证据。严格涉案款物管理制度，严格实行收缴、登记、保管、处置分离，加强对涉案款物规范管理，防止涉案财物被挪用、截留，占为己有。
突出重点精准监督。把纪律执行到位，纪检机关必须带头学习《准则》和《条例》，先学一步，学深学透条文，并将其作为监督执纪问责的教科书，有效运用指导工作实践。以往有的纪检机关热衷于查办违反法律的案件，而不重视查处一般性的违纪问题，主要是没有深刻领会党纪的真谛。从实践中看，当前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的行为大有人在，但真正因为违反这些纪律受到查处的党员并不多。“打蛇打七寸”，抓住了关键的节点、环节，才能真正把纪律管到位、严到底。纪检机关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的要求，把工作重心从查办案件为主向全面监督执纪问责转型，主动出击，全方位、多渠道查找党员领导干部在遵守和执行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把握好纪律审查节奏，持续加大审查力度，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
不折不扣执行处分。落实《条例》，除了要准确适用党规党纪处理违纪问题，还要把纪律处分决定100%执行到位。处分决定执行是纪律审查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纪律处分打了“白条”，《准则》再怎么倡导，《条例》再怎么严格，都将成为空谈。今年初，自治区纪委在检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和单位执行纪律处分决定存在宣布、送达不规范，处分决定未入个人档案，违规评定年度考核等次、工资级别档次调整不及时不到位、选拔任用把关不严等方面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服刑人员“吃空饷”现象。要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组织、人事、财政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定期沟通和反馈纪律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强化对处分决定执行情况的检查，发现处分决定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及时纠正，通报问责，确保落实制度无例外，执行党纪没商量，防止违反纪律者逍遥于“纪”外。

Ⅶ 执行重要还是监督重要

这是一个先后的关系，在有执行的前提下才会有监督，对于基层来说执行力更重要，对于高层那就是监督更重要，权重不同，适用范围不一样，不在同一范畴，如何相提并论。

Ⅷ 怎样更好开展加强干部监督工作

一、以“民主性”提升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公信度
领导干部是一级地方和单位组织的掌权者，无论是基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还是反映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要求，民主都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核心法则。民主也是影响和决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核心要素，领导干部选拔过程充分体现民主，任用结果充分反映民意，可以认为是获得公信度的必要条件。近些年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在扩大民主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进展。民主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群众参与面扩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由少数人在少数候选人中选拔干部”的情况;民主内容的进一步扩大，干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等“四权”予以明确;民主的效能进一步增强，相关群众意见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然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还存在民主“虚位”的问题。一是某些民主程序及规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例如，产生考察人选的民主推荐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规定的起始环节，但在许多地方及单位的实际上操作中，事实上存在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或潜规则，即民主推荐之前便由个别或少数领导内定人选，民主推荐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形如虚设;又如，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选任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存在“一把手”专权或独裁现象，“一把手”意志压抑甚至取代了民主，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程序流于形式。二是干部群众的“四权”尚未落实到实处。群众在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等环节只参与过程而不知结果。早在2000年颁布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所提出的“探索将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的结果适时适度公开”的做法，至今仍在“探索”之中;选拔过程中考察阶段的个别谈话、征求意见的参与人员，局限于同级或下级领导干部范围，一般群众的参与权受到限制;而且，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仍具有传统的封闭性、神秘性特征，公开的范围不广、内容不多，初始提名、酝酿和决策等关键环节基本上是封闭操作，一般群众由于缺乏信息而难以行使监督权。三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本身，在涉及相关群众和参与人员民主权利的问题上，还缺少具体的细化规定，导致某些环节的实际操作出现偏离民主的做法。
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公信度需要从多方面强化民主性建设。
首先是在选拔任用各环节扩大民主。选拔任用全过程涉及初始提名、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环节，这些环节都有一个如何扩大民主的制度完善问题，也都有一个如何落实参与者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的问题。其中，扩大初始提名的民主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初始提名这一环节达不到规范、民主的要求，即使在其他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上执行再严格，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方面还是有缺陷的”。[1]事实上，“近年来查处的用人腐败案件，很多涉及这一环节”。在这一环节需要明确提名主体、规范提名形式及程序、合理界定提名责任，并着重加强该环节的民主和监督，使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以预防出现“一把手”或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
其次是强化选人用人的问责制度。问责是民主应有之义。中央于2010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及其它3个相关法规文件，标志选人用人的问责有了法制基础，这套问责制度应该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实际工作中予以严格执行。由于《责任追究办法》主要适用于对选拔任用过程中违反程序和规定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对领导干部任用之后(包括“出事”之后)反映出的用人失误问题缺少问责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补充研究和制定针对后一种情况的责任追究办法，形成选拔任用“事中”、“事后”配套的完备的问责制度，使之产生令人敬畏的威慑力，从动机上抑制和从结果上避免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
再次是重视程序和规则的细节设计。选拔任用各环节的细节往往会直接影响成效。例如，在民主推荐和考察环节，所安排的“划票”场所是否隐秘，个别谈话的内容是否保密，所给定的思考时间是否宽裕，诸如此类的细节，见微知著地反映出民主程序只是一种形式还是具有真实意义，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推荐、考察结果的真实性。
此外，加强选人用人者思想认识上的民主意识。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属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行为，相关群众有权利以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参与其中。党管干部并不意味着一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可以代替或代表群众决定领导干部，而是指按照制度规定以及民主参与方式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既然是公权行为、制度行为和民主参与行为，选人用人者就不能以个人意愿凌驾于公共利益、群众意愿之上。
二、以“公正性”提升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结果公信度
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曾提出著名论断——“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公正性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意义。选拔任用的公正性包括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两个分析性概念，程序公正是指选拔过程的政策、程序、规则等规定的公正性，结果公正指的是最终任用结果的正当性。对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公信度来说，公信度直接取决于结果公正性，而结果公正性很大程度上又依赖程序公正性——尽管程序公正并不完全保证结果公正，而且，由于存在认知上的“公正过程效应”，参与者即使面对不如愿的结果，如果认为程序是公正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不如愿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公正尤其是程序公正是提高其公信度的重要条件。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选拔任用各环节一系列有关程序公正的原则、程序、方法及规则。这些以党内法规文件形式确定的程序、方法及规则，对于促进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公正性和提高公信度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制度保障。同时，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公正问题。
其一是选拔任用某些条件的不公平问题。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条件及资格，一般包括政治要求、能力要求、任职年限、文化程度、身体状况以及年龄等，其中年龄条件存在一些质疑。对于年龄条件，从机会平等角度来看似乎有失公平，从优化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和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来说又有其合理性。存在的不公正问题主要在于：许多地方和单位硬性规定青年干部的指标，而且为了标“青”立异，追求年轻化攀比，刻意物色80后领导干部，个别地方甚至提拔出90后处级干部。这一问题在网络舆论中引起了强烈的公众批评，直接给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公信度带来了负面影响。
其二是考察评价的有失公正问题。对民主推荐及党委研究后确定的考察对象进行考察是选拔任用的一个主要环节，考察方法包括个别谈话、征求意见、民主测评、查阅资料、专项调查等，要求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全面考察考察对象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由于考察评价被考察对象缺乏具体标准，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局限于相关领导干部，考察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工作量大，大量的工作又要求组织部门派出的二到三位考察人员在短短的几天内完成，这就客观上难以保证考察所获信息情况的全面性、深入度和准确性，进而有可能产生考察结论的公正性问题。
其三是民主测评的真实性问题。民主测评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性制度安排，也是相关群众在考察环节行使参与权的主要途径。任何一项好的制度，如果制度设计不够精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达到理想效果，民主测评同样如此。民主测评是人对人的评价，而当一个人对他人进行评价时，主观上或多或少地会有个人价值偏好、关系亲疏、利害关系等非公正因素参杂其中，客观上还会受诸如首因效应、近因效应、晕轮效益、投射效应、从众效应、刻板效应、情感效应、暗示效应等自身心理效应的影响。在这些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如果再加上对被评价者的情况不了解或不太了解，民主测评的结果就有可能失真，由此一定程度上导致评价和考察的不公正。
研究和解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公正性问题可以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制度建设思路，通过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以此优化和强化选拔任用制度的机制，解决程序公正性问题。“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八字方针”，可以说是当今人事行政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普遍法则，既是国外先进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一般规则，也是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确立一条基本原则。优化和强化选拔任用制度机制，要求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各有侧重地贯穿、渗透于选拔任用各个环节的程序及规则之中。选拔任用条件及资格的规定上注重平等原则，尽可能避免以年龄为硬条件，对于非常规破格提拔青年干部应制定更高的德才标准，力求选人用人条件的公平性。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等环节充分体现公开原则，有关选拔任用程序、规则、选人用人标准以及被选人选、考察对象的信息，尽可能完整地预先公布于众，切实做到程序公开透明、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公开透明，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使群众实现知情权的同时更好地行使参与权、监督权和选择权。在提名、民主推荐、考察阶段，进一步扩大竞争性选拔的范围，扩大差额幅度，加大竞争性选拔力度，探索多样化竞争性选拔方式，积极发挥竞争在领导干部选拔中的效用，并使群众在参与竞争性“择优”的选择过程中产生参与效力感(这种参与效力感能提高选拔任用的公信度)。
另一种思路是研究和解决选拔任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公正问题。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常常会导致选择或决策行为失误，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逆向选择”。 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过程中，党委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的选人者掌握选任过程的绝大多数信息，参与群众了解的信息量既少且滞后，候选人对自身的情况掌握上具有充分的信息优势，选人者、群众、候选人对选拔任用过程发生的各种信息的知情范围和程度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4]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过程中存在多种信息不对称情况。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环节，群众可能对选拔任用条件及任职要求不了解、对候选人的德能勤绩廉等表现太不知情，而组织部门对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也难以评定;在考察环节，征求意见谈话中获得的某些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辨识，考察人员对被考察对象情况掌握得不完整、不深入、不准确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并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技术方法。例如，事先向参与推荐、测评人员提供充分的信息，对参与推荐、测评者进行必要的评价行为能力培训，安排推荐、测评者在隐秘的环境条件下和充裕的时间条件下进行推荐、划勾，由此从细节设计上保障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达到真实性最大化、偏差度最小化。
三、以“科学性”保障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公信度
科学性是一个广泛使用、却又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其一般内涵是指在认识事物联系与发展的规律性基础上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选拔任用的科学性是指按照人才评价、识别、选拔的一般规则和客观要求来选任领导人才。笔者认为，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包含规范性、制度化、先进性三个要素，规范性是指选拔任用的标准、程序及规则的确定性，制度化是指选拔任用的各种规范形成结构化规制并依制行事，先进性要求选拔任用的规范性制度具有优越性并与时俱进。
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历程中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不断提高。尤其是近10多年来，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包括《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内的20多项党内法规文件，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诸多环节以及问责等作出了规范性规定，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体系。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在选拔任用的实践探索中——无论是竞争性选拔任用还是常规性选拔任用，都对某些传统方法进行了改革与创新，相对先进的人才测评和选拔的技术手段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制度的先进性特征有所显现。
尽管如此，由于制度本身仍处在破旧立新的变迁过程中，现行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的科学性还存不少不足之处。
一是规范性不够细化、严密和周全。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选人用人公信度的7项要素(被任用干部形象、干部标准及政策、制度、实际做法、政党制度、执政党形象、干部群体形象)中，选拔任用的“实际做法”要素居于首位。[5]虽然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各个基本环节都有了党内专项法规或专门条款，但某些环节的规范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可操作的细化规定，缺少实施细则，某些流程或事项的操作甚至缺少必要的规定，如选拔任用标准、提名的程序及规则等，这就使得实际做法中出现一些“暗箱操作”的空间。
二是制度本身缺少配套的保障措施和约束机制。某些单项制度及其规定的有效实施，需要相关的保障性配套措施以及刚性的约束性规定，保障性配套措施缺位会使制度实施中出现弹性空间，同时也会降低制度实施的成效，而刚性约束机制的缺乏可能使制度实施中的弹性空间偏离预期方向。尤其是在责任追究问题上，如何区分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责任主体应承担怎样的责任，不履行责任者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等，都还没有明确、具体的相关规定，这势必会使问责制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三是制度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特征不明显。科学的制度应该具有时代先进性特征。一直以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关注的是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强调顺应国情，注重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维定势和改革路径依赖，往往忽视了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时代特征审视，遮掩了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国际视野，使得制度在革旧鼎新中反映时代特征的先进性相对不足。
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的科学性建设应该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系统、深入研究选拔任用的规律及理论。笔者在查阅有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文献中发现，发表在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并不多，而且数量不多的相关论文中，绝大部分发表于非核心期刊，主要由在校研究生和组织部门实际工作者所撰写，由学者撰写的有理论分量论文少之又少。这一情况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以往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主要依靠的是来自于实践探索及经验的“实践理性”。笔者认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与其它体制改革一样，除了来自于实践探索及其经验的“实践理性”之外，还需要来自于理论研究及其成果的“理论理性”，有必要深入研究改革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趋势、选人用人一般规律等普适性论题，同时借助于参与民主理论、程序公正理论、竞争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标准理论、人才测评理论、人事心理学理论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工具，进一步优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设计。
二是适当借鉴外部选人用人的优胜之处。无论是国内外的企业界，还是先进国家的公共部门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系统，在选人用人方面都会有一些优胜之处，而优胜之处往往反映了当今时代特征、规律和发展趋势，也是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在选人用人实践中的有效应用。结合我国的政治国情和党政组织特点，适当借鉴他国和企业界的优胜做法，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先进性。
三是进一步加强选拔任用的规范性制度建设。如前所述，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性制度，但这套制度体系内部的相互衔接、配套还有待于完备，有些制度规定还需要细化，制度及规定的执行中还存在偏离规范的问题，保障制度有效实施的约束机制还有待于完善和强化。因此，后续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深化改革，仍然需要从科学性视角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