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

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是刑事公诉权
从检察制度的发展史来看，检察机关及检察制度是为了代表国王、君主及后来的国家利益控诉犯罪而建立起来的。检察机关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一种新型的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专门机关。设立检察机关的目的就是行使刑事公诉权，亦即检察机关是应国家刑事公诉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直至今日，代表国家行使刑事公诉权，依然是世界各国检察机关最基本的职能。
我国也毫不例外，检察机关虽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代表国家行使刑事公诉权却仍是其最基本的职能。而且从检察活动的实际社会效果来看，不仅社会上的一般人依据检察机关侦查与公诉的职能活动而将之定位在国家的侦查与公诉机关之位置上，就连检察机关自身基本上也是将其定位于与犯罪作斗争的刑事追诉机构。在其所有的职能活动中，公务犯罪侦查与刑事公诉也一直处于重中之重的中心地位。
虽然除了刑事公诉权之外，检察权的基本权能还包括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诉讼监督权。但是，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诉讼监督权中的刑事诉讼监督权，与刑事公诉权在本质上是相互统一的，彼此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性。刑事公诉权本身所具有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决定了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刑事诉讼监督权只不过是依附于刑事公诉权而存在的辅助性权力而已。首先，侦查是刑事公诉的基础，刑事公诉是侦查的必然归宿。只有刑事公诉与侦查两者的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控诉。虽然侦查与刑事公诉在刑事诉讼中的逻辑内涵不尽相同，但侦查与刑事公诉在价值目标上的沿续性或继承性，决定了侦查与刑事公诉在本质上的统一性。而且侦查职能的有效性完全取决或依赖于其能否保障刑事公诉权的充分实现。因此，无论是检察机关自身所拥有的侦查权，还是侦查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权，均不过是依附于刑事公诉权而存在的一项辅助性权力而已。其次，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所实施的侦查监督，是刑事法治的需要，是权力制衡原则在侦查起诉阶段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是刑事公诉权本身所具有的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所使然。当初设立检察机关的目的，除了为追究犯罪实行刑事公诉之外，就是要由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公诉权的同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加以法律控制，即制约与监督。当然，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制约与监督尚有诸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监督手段的缺位导致了监督力度相当软弱，距达到刑事法治的要求还有着相当的路程。而对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中逮捕权的存废,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诸多争议。笔者认为，由于检察机关的刑事公诉权与侦查监督权分属不同的部门行使，因此，在实现了检察官的身份保障与检察官相对独立的条件下，逮捕权仍由检察机关行使则并无不当。而且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对其侦查部门的制约与监督，也就不再存在着所谓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再者，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所实施的刑事诉讼监督，实际上只不过是其刑事公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延续而已。因为，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本身即是刑事公诉权应有的题中之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与审判机关一样，肩负着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的责任，因此，当检察机关认为审判机关的裁判行为与裁判结果违反法律时，自然有责任行使其刑事诉讼监督权即抗诉权对审判权加以制约与监督。显然，若无刑事公诉权的存在，则侦查机关的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刑事诉讼监督权便失去了依归，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当然，若无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刑事诉讼监督权的存在，则刑事公诉权也就无法实现或无法充分地实现。
不言而喻，刑事公诉权即是我国检察机关其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换言之，刑事公诉权不仅是检察机关最基本的职权，而且也是刑事公诉之所以成为检察机关最基本职能的逻辑基础和根据。
虽然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均具有法律监督这一共同属性，但其三者的本质属性则因其基本权能的不同而互有区别。审判权其最基本的权能就是审判，因而其具有独立性、亲历性、中立性、被动性、终结性等司法权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与之相反，行政权最基本的权能就是行政管理，因而其具有依附性（即上命下从）、主动性、倾向性（即非中立性）、非专属性（即可转授性）等本质属性。而检察权作为从行政权与司法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权力，则具有行政与司法双重属性。由于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是刑事公诉权，因而其具有司法权的独立性和亲历性，但却又缺少司法权的中立性、被动性及终结性。而依附于刑事公诉权而存在的公务犯罪侦查权与刑事诉讼监督权，再加上检察机关组织结构上遵行的“检察一体化”原则，则使得检察权同时又具有行政权的依附性（即上命下从）、主动性和倾向性（即非中立性）等本质属性。如若以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所共同具有的一般共性来确定其主体的宪法地位，则这样的定性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科学合理。只有以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最基本的权能来确定其主体的宪法地位，才能反映出其逻辑上的基础和根据，才是科学合理、简约可行。而我国的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包括人大机关，正是如此来确定其宪法地位的。因此，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确定，只能以其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为根据。

此外,可以看看蒋庆红<论公诉职能应是我国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以检察权的产生发展为视角>的文章,以及司法制度第153页对检察机关的几个职权也有点介绍,可以看看,不过很少.

⑵ 检察院侦监科不批准逮捕和不予批准逮捕的区别是什么感谢大家的回答。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其中，逮捕是最严厉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

逮捕的严厉性体现在强行剥夺人身自由，羁押审查，通常直至判决生效时止。

采取逮捕措施后，能方便办案人员随时讯问，还能有效地防止串供、毁灭证据、逃跑、自杀等妨害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情况发生。

因此，逮捕作为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是一把双刃剑，运用的合法适当，可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而违法、不当的逮捕必然会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乃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在司法实践中，涉案行为人一旦被批捕，之后极有可能被提起公诉，而考虑到我国极低的无罪判决率，涉案行为人极有可能被定罪，极难获得彻底无罪的结果。

反之，如果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那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就相对容易很多，即在进入审判阶段前就将案件无罪化处理，实现了实质的有效辩护。

因此，可以说，在实务中，辩护律师能否促使检察机关充分、全面认识到涉案行为人的无罪事由，进而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了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命运。

一，从执行机关来说

逮捕的提请机关、批准（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

通常来说，逮捕发生在侦查阶段，逮捕的提请机关为侦查机关、批准机关为检察机关、执行机关均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应当立即释放在押的涉案当事人，或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但实际上，逮捕同样可能发生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和服刑阶段。

1，在侦查阶段的逮捕：

提请机关为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认为涉案行为人需要逮捕，应当作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由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办理。

在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中，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不含省级）认为涉案行为人需要逮捕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由本院侦查部门移送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


逮捕的批准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如人民检察院认为不符合逮捕条件，应当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2，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逮捕：

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并未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侦查机关移送起诉尚未逮捕的涉案行为人时，认为需要逮捕，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具体来说，在审查起诉阶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

尚未逮捕涉案当事人，审查起诉部门认为需要逮捕的，移送侦查监督部门审查，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3，在审判阶段的逮捕：

在审判阶段，作出逮捕决定的决定机关是人民法院。分两种情况：

一是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在审理期间，法院认为需要逮捕被告人的，二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未予逮捕的被告人，法院认为符合逮捕条件应予逮捕的，法院可以决定逮捕。

4，在服刑期间的逮捕：

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犯新罪或发现漏罪，是否需要再办逮捕手续，程序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大多数意见认为，被关押的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已经受到最高限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的逮捕的6个条件，不需要采取逮捕措施。

因此，为了预防服刑人员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串供，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为了保障服刑人员在诉讼活动中享有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必要将服刑人员的关押地转移至侦查起诉机关所在地的看守所。

但有一种特殊情况，服刑人员原判刑期即将届满，又符合需要逮捕的条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或决定逮捕。《关于监狱办理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司发通﹝2014﹞80号）第二条规定：

“罪犯在监狱内犯罪，办理案件期间该罪犯原判刑期即将届满需要逮捕的，在侦查阶段由监狱在刑期届满前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在审查起诉阶段由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在审判阶段由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后，监狱将被逮捕人送监狱所在地看守所羁押。”

二，从批准条件来说

不予批准逮捕的条件

在讨论办案机关不予批准逮捕的情形之前，首先必须了解，在什么情况下，办案机关会批准逮捕。

三，从逮捕期限来说

逮捕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证据条件，即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其内涵包括以下三点：

（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2）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经查证属实。

第二，罪责条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根据已有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比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衡量其所犯罪行，最低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

(2)侦查监督实务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四十四条对涉案行为人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

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不予逮捕：

(一)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

(三)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认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五)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六)年满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⑶ 如何理解我国的讯问制度（刑事侦查论述题）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论文摘要:审查起诉阶段是刑事诉讼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也是在社会上引起争议较多的阶段。如何规范与完善审查起诉中的讯问制度,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讯问制度,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在文中笔者通过反思我国审查起诉中的讯问制度存在的缺陷,并由此提出一些重构科学讯问制度的设想。
在各国刑事诉讼中,通常公诉案件在侦查终结后、交付审判前需要由检察机关或者其他法定机关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对被告人提起诉讼,这就是审查起诉。在我国,侦查活动与起诉活动相分离,审查起诉成连接侦查与审判的重要纽带,是刑事诉讼的一个独立阶段,也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是,司法实践中,不少检察人员对于审查起诉讯问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与侦查阶段讯问制度、批捕时的讯问制度、法庭公诉时的讯问制度的关系等,认识并不深刻,甚至是片面的、错误的。在刑事诉讼中加强权利保障同样包括加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而审查起诉中讯问制度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审查起诉中讯问制度予以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十分必要的。
对现行审查起诉中讯问制度之反思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审查起诉中的讯问制度,各级检察机关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讯问内容简单重复,态度粗暴。即对侦查阶段的讯问内容进行简单重复讯问,甚至干脆认为犯罪嫌疑人辩解一律没有听的必要,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抄一遍了事;对于犯罪嫌疑人不同于侦查阶段的供述做忽略处理,根本不予采信,致使审查起诉中的讯问制度形同虚设。甚者,要求犯罪嫌疑人根据侦查阶段的供述做有罪供述,一旦听到不同于侦查阶段的供述,便认为系犯罪嫌疑人狡辩,动辄加以粗暴呵斥、恐吓或制止,致使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得不到重视。
(二)纠正侦查活动违法现象流于表面。即对于在讯问中发现的侦查机关的违法现象重视不够,对于刑讯逼供、单人提讯等非法讯问现象,有些检察人员仅仅是要求侦查机关自行检查、作出工作说明了事;对于单人讯问的问题,干脆叫侦查人员在笔录上添加签名,之后违背“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仍然对于非法讯问作出的讯问笔录作为证据加以采信。
(三)权利告知走过场,权利维护虚无。有些检察人员仅仅是将告知权利的书面材料直接放在犯罪嫌疑人面前,不加以解释,却敦促对方签字,至于犯罪嫌疑人究竟是否理解书面材料上的内容则不再理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书面告知的材料上有简单的解释,但是,犯罪嫌疑人往往因为知识面的限制,不能真正理解一些法律术语,从而使权利告知环节成为一种形式,使犯罪嫌疑人因不了解诉讼权利而失去维护合法权利的机会。有些检察人员无视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提出的权利申请,如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权利、申请取保候审权利、拒绝回答无关问题权利、对侵权行为提出控告权利等,对于犯罪嫌疑人实现上述权利的要求,有些检察人员充耳不闻,只在笔录上一带而过或者干脆不加记载,致使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无法实现上述权利。
(四)宣传教育工作违法、无效。有些检察人员在讯问中做教育工作时,往往采取恫吓或欺骗的方式,如恫吓犯罪嫌疑人加重刑罚,或以轻罚引诱犯罪嫌疑人做有罪供述,虽然最后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但该供述往往不稳定或不真实,实际增加了检察人员的诉讼风险,也使讯问制度产生了负面作用。同时,也有些检察人员在讯问中从来不做教育感化工作或针对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是用同样的,起不到教育感化的作用。
重构科学合理的审查起诉讯问制度
鉴于我国刑事诉讼审查起诉中讯问制度存在的种种不足之处,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构造一种科学合理的讯问制度无疑成为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历史使命。笔者以为,构造一种科学合理的讯问制度,主要是赋予讯问制度一个准确的功能定位。
(一)侦查监督功能
“检察官必须出于法律的利益和公正的需要寻求客观
事实,而不仅仅是为了‘反对’被告人”。从这角度来说,公诉检察官既有指控犯罪的职责,也有维护法律利益和公正的“客观义务”。同时,根据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具体到公诉检察官则依法负有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职责。因此,审查起诉中的讯问制度理应具有侦查监督的功能。
侦查监督功能应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侦查活动过程的程序监督。即应全面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辩解,核查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恰当,是否有非法拘禁、超期羁押、非法讯问、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涉案物品是否有合法的扣押或发还手续,避免侦查活动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的诉讼权利,保障诉讼当事人在侦查活动中被侵犯的诉讼权利得到救济。
二是侦查活动结果的实体监督。即应核查移送起诉意见书中所认定的犯罪事实是否准确,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否清楚,确认是否有漏罪、漏犯,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情节等,避免冤假错案发生。
(二)权利保障功能
一是权利告知。通过讯问,告知并解释犯罪嫌疑人在审
查起诉阶段的权利义务,使犯罪嫌疑人了解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权利、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申诉的权利、核对笔录的权利、对侵权提出控告的权利、获得赔偿的权利等等,从而为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打下基础。另外,在讯问中,还应告知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的期限,以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不受到超期羁押等违法关押,可以及时得到公正、公开的审判机会。
二是权利维护。通过讯问,及时获知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聘请律师、申请回避、控告申诉等要求,并进行相应的处理,维护其实现合法权利;通过及时讯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的罪名、承办检察人员的姓名,从而维护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及实现自我辩护权。
(三)教育感化功能
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与惩治相结合,因此,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无论是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均具有及时教育犯罪嫌疑人遵纪守法的职责,使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体验到刑事法律和国家追诉的严肃性、强制性和权威性,预见到其行为被追究的法律后果,受到心理上的震慑,从而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说,在审查起诉中确立讯问制度将有利于发挥刑事诉讼活动的教育感化功能。
一是在讯问中,检察人员结合案件事实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使其认识到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使其受到刑罚结果的震慑,能够及时认罪,提高诉讼效率。并及时抓住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可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及诉讼效果。
二是在讯问结束时,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思想动态、供述内容,根据案件的犯罪事实、情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律宣传,巩固讯问中的教育成果。
三是对于在讯问中拒不配合或拒不认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律宣传教育,使其在讯问后、审判前得以思考,以使案件出现转机,获得良好的诉讼效果。
在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之下要建立的是和谐发展的社会,刑事诉讼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环节,同样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好刑事诉讼活动的各方利益,使刑事诉讼活动能够在公正的环境下良性运转。审查起诉中的讯问制度恰恰是保证审查起诉活动能够在公正的环境下良性运转的中心环节,它将案件卷宗、案件证据、诉讼当事人的意见、侦查诉讼活动等连接起来,成为审视上一步提起公诉或不起诉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审查起诉中讯问制度的科学定位,具有决定审查起诉成败的意义,具有影响整个刑事诉讼进程和结果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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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

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之内涵
在现代汉语里，监督就是监察、督促之意。而所谓的法律监督，即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对法的创制（即立法活动）和法的实施（即司法与执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与督促（3）。如若按照来自检察机关内部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所谓的法律监督，则是指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针对特定的对象进行的、能够产生法定效力的监督（4）。显然，这此二者之内涵并无质的不同。因此，除了检察机关的职权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之外，立法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同样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因为，除了监督的主体、监督的手段、监督的程序、监督的对象以及监督的法律后果因法律的规定而有所区别外，检察机关与立法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能活动其监督的目的并无质的不同，即其监督的目的均是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遵守国家法律的轨道上行动，对任何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依法予以追究。
首先，就刑事诉讼而言。侦查机关依法所进行的侦查活动，处于法律监督中的最低层次。因为侦查机关之侦查活动及其侦查之结果（即犯罪嫌疑人应否受到追诉），均受到处于上位的检察机关之监督。此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承前”之一面。而审判机关的中立性与消极、被动性，又决定了其无法主动启动审判程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只有在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之后，审判机关才能对其进行审判（6）。而且审判机关之审判活动、审判活动之结果，亦同样受到检察机关之监督。此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启后”之一面。
其次，就民事诉讼而言。尽管在民事活动中基于私法自治原则，公权力基本上不予介入，当前的民事诉讼亦由当事人自行提起，然审判机关之审判活动及其审判之结果，亦同样受到检察机关之监督。检察机关也正是通过对审判机关之审判活动及其审判结果之监督，从而实现了对民事活动的间接之监督。
再次，就行政诉讼而言。行政机关依法所进行之行政诉讼亦为行政相对人自行提起，然审判机关之审判活动及其审判之结果，亦同样受到检察机关之监督。检察机关也正是通过对审判机关之审判活动及其审判结果的监督，从而实现了对行政行为的间接监督。
若从应然之角度而言，检察机关之公诉权除刑事公诉权之外，还应包括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在检察机关对部分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具有公诉权与参诉权的条件之下，则检察机关之法律监督在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亦同样具备了“承前启后”之中枢作用。“承前”，则监督着一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民事行为，监督着行政机关之行政行为。“启后”，则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提起民事公诉与行政公诉，启动民事审判程序与行政审判程序，并对审判机关之审判活动及其审判之结果进行监督。
对于检察机关在整个的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中，其法律监督所处之“承前启后”的中枢地位,用承揽合同中各方当事人的关系这样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也许更能说得清楚，看得明白。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就相当于一个承揽合同中的定作人，侦查机关则相当于定作人的原材料采购员，审判机关则相当于承揽人。定作人不仅要对其采购员的采购活动（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而且对其所采购之原材料（起诉材料）是否符合质量标准亦要进行检验与监督，然后再将原材料交付给承揽人（提起公诉），由其进行加工（审判）。对于承揽人之加工活动（审判活动）与其工作成果（审判结果）之质量，定作人也要进行一番监督与检验。认为不合格者，有权要求承揽人返工（抗诉）。
而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目前尚未具有民事、行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则相当于一个质量监督员。作为定作人的原、被告将原材料交付给作为承揽人的审判机关（起诉与答辩），由其进行加工（审判）。若定作人认为承揽人之加工活动（审判活动）或其工作成果（审判结果）之质量不符合标准，则可以申请质量监督员对之进行一番检验（申诉）。质量监督员经检验（审查）后认为不合格者，则有权要求承揽人返工（抗诉）。若检察机关具有了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则其自身既是定作人，亦是质量监督员。
尽管基于国家权力分工之不同，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之监督，其效力仅止于二审或再审程序之启动，至于审判之最终结果依然无法加以左右或改变，仍属独立审判权限范围之内。否则，又将陷入“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永恒的怪圈而难以自拔。不仅如此，审判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经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后，可以依法改判或维持原判。显然，检察机关在对司法机关进行制约与监督的同时，其自身也受到了审判机关的逆向制约与监督。而这同样也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权力制衡原则在诉讼程序中的直接体现。因此，那种否定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观点，即认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干预独立审判或损害审判独立的观点，以及以此为由主张削弱甚至废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观点，可以说是既无事实根据，又有违法理。然两相比较之下，审判机关之法律监督仍处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之下位。显然，除却立法机关及其所司之立法监督之外，检察机关因其在司法程序中“承前启后”之中枢地位而处于法律监督的最高层次，将之定位为国家之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名副其实，而且亦合乎法理。
基于此，检察机关其法律监督权之内涵，可以表述为：检察机关依法通过刑事、民事与行政诉讼，对一切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予以监督之权力。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之表现形式
检察机关其法律监督权之表现形式，指的即是检察监督权之构成。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其法律监督权之表现形式可分为两个层次。处于第一层次或上位的，即是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在此三者当中，又尤以刑事公诉权为重。处于第二层次或下位的，乃依附于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而存在的辅助性权力，包括侦查权、侦查监督权（7）及刑事诉讼监督权、民事诉讼诉讼监督权与行政诉讼监督权。
（一）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最基本的权能是刑事公诉权
所谓的刑事公诉权，就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追诉犯罪的权力。
从检察制度的发展史来看，检察机关及检察制度是为了代表国王、君主及后来的国家利益控诉犯罪而建立起来的。检察机关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一种新型的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专门机关。设立检察机关的目的就是行使刑事公诉权，亦即检察机关是应国家刑事公诉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直至今日，代表国家行使刑事公诉权，依然是世界各国检察机关最基本的职能，我国亦毫不例外。
在刑事诉讼中，除了刑事公诉权之外，检察机关其法律监督权还包括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诉讼监督权。
所谓的侦查权，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进行侦查的权力。
所谓的侦查监督权，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主要包括逮捕权、立案监督权。逮捕权，即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检察机关主要就是通过该项权力之行使，从而实现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立案监督权，即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符合立案条件而不予立案，或不符合立案条件而予立案的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
所谓的诉讼监督权，包括审判监督权与执行监督权，是指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与其审判结果进行监督的权力，以及对审判机关与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
尽管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诉讼监督权亦是检察机关其法律监督权的重要权能，而且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逮捕权及审判监督权存在诸多争议，然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诉讼监督权与刑事公诉权在本质上是相互统一的，彼此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性。刑事公诉权本身所具有的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决定了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刑事诉讼监督权只不过是依附于刑事公诉权而存在的辅助性权力而已。首先，侦查是刑事公诉的基础，刑事公诉是侦查的必然归宿。只有刑事公诉与侦查两者的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控诉。虽然侦查与刑事公诉在刑事诉讼中的逻辑内涵不尽相同，但侦查与刑事公诉在价值目标上的沿续性或继承性，决定了侦查与刑事公诉在本质上的统一性。而且侦查职能的有效性完全取决或依赖于其能否保障刑事公诉权的充分实现。因此，无论是检察机关自身所拥有的侦查权，还是侦查机关所拥有的侦查权，均不过是依附于刑事公诉权而存在的一项辅助性权力而已（8）。其次，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所实施的侦查监督，是刑事法治的需要，是权力制衡原则在侦查起诉阶段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是刑事公诉权本身所具有的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之本质要求所使然。当初设立检察机关之目的，除了为追究犯罪实行刑事公诉之外，就是要由检察机关在行使刑事公诉权之同时，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加以法律控制，即监督。当然，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尚有诸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监督手段之缺位导致了监督力度相当软弱，距达到刑事法治之要求还有着相当长之路程。而对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中逮捕权之存废,尽管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着诸多争议，然笔者认为，由于检察机关的刑事公诉权与侦查监督权分属不同的部门行使，因此，在实现了检察官的身份保障与检察官相对独立的条件下，逮捕权仍由检察机关行使则并无不当。而且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对其侦查部门的监督，也就不再存在着所谓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再者，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所实施之刑事诉讼监督，实际上只不过是其刑事公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之延续而已。因为，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本身即是刑事公诉权应有的题中之义。当检察机关认为审判机关的裁判行为与裁判结果违反法律时，自然有责任行使其刑事诉讼监督权即抗诉权对审判权加以监督。而且基于国家权力之分工不同，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之监督，其效力仅止于二审或再审程序之启动，至于审判之最终结果依然无法加以左右或改变，仍属独立审判权限范围之内，构不成对审判独立之干涉。显然，若无刑事公诉权的存在，则侦查机关的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刑事诉讼监督权便失去了依归，失去了其独立存在之价值。当然，若无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及刑事诉讼监督权之存在，则刑事公诉权也就无法实现或无法充分地实现。
（二）检察机关应拥有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
所谓的民事、行政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民事、行政案件有提起公诉的权力。而参诉权，则是指检察机关有参加进入业已启动的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权力。虽然与世界各国一样，刑事公诉也是我国检察机关最基本的职能，但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不充分、完整。根据权力制衡原则而决定的检察权与行政权之间所应具有的监督关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此，我国检察机关无论是从应然的角度还是从实然的角度来讲，只有在拥有了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之后，其法律监督权才算得上是比较充分、完整。而且也只有在检察机关拥有了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之后，其原先所拥有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也就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为，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与民事、行政公诉权在本质上也是相互统一的，彼此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性。与刑事公诉权一样，民事、行政公诉权本身亦同样具有保护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法制统一及司法公正之本质要求，这决定了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同样亦只不过是依附于民事、行政公诉权而存在的辅助性权力而已，是民事、行政公诉权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当中的延续。
自现代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行使已不再局限于刑事诉讼领域。在最早产生现代检察制度的西方法治国家，其检察机关就某些民事、行政案件享有公诉权与参诉权，已有相当之历史。不过，这种民事、行政公诉权大多是建立在检察机关在组织结构上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部门的基础之上，而且无论是在行政机关作为原告还是作为被告的民事、行政诉讼中，其检察机关均以行政机关法律代表人之身份出现。现代西方法治国家三权分立之政治体制，决定了其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监督关系，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监督关系。而我国检察机关从建立依始与行政机关即是一种各自独立、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为保护人权，维护法制统一、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由其对部分民事案件，尤其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和部分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案件拥有公诉权和参诉权，即检察机关有权提起民事、行政公益之诉或客观之诉，这不仅合乎法理，而且在我国人大统一领导下的一府两院制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则更为必要。因为，人大机关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对作为二级权力机关的一府两院的监督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和纵向的监督。而微观的和横向的监督，就只能在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三者之间产生。
首先，在民事诉讼领域，检察机关其法律监督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以及其法律监督权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民事权利的监督，体现在当检察机关认为行政机关的民事行为，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民事行为违反法律损害或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运用其民事公诉权，以行政机关、对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为被告，而向审判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一般而言，当一个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给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受害人可以依法直接向审判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审判机关判令侵权人予以赔偿。但是，当一个民事行为给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时，因其并未直接损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合法权益，往往无人享有诉权。即使法律赋予其起诉权，也常常因为起诉与否与其自身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或者鉴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可能很不经济，或者因为受害人人数众多、分布较散，无人愿意牵头或自己付出代价而让他人坐享其成等各种原因，故而无人愿意提起民事诉讼。而审判机关其审判权之中立性和消极、被动性又决定了其不能直接介入到民事纠纷之中。因此，这在技术上就需要一个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就此类案件向审判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显然，既有能力又有职责来担当起此一角色的，除了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面目出现的、负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职责的检察机关之外，别无他人（9）。
其次，在行政诉讼领域，检察机关其法律监督权对行政权之监督，体现在当检察机关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律时，通过其行政公诉权之行使，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从而使之得以纠正。
就具体行政行为而言，一般的个案均有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存在，且其人数相对较少。作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若其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则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促使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受到司法的监督。这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民主权利和程序或诉讼权利，而且也是权力制衡原则中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具体体现。但是，有相当部分之个案，却并无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存在。若此类个案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损害或可能损害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则几乎无人对此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或权利。即使是有的受害人依法享有原告资格，但鉴于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可能很不经济，或者因为受害人人数众多、分布较散，无人愿意牵头或自己付出代价而让他人坐享其成等各种原因，故而无人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而审判权的中立性和消极、被动性又决定了审判机关不能自己积极主动地启动司法审查程序，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以纠正。这在技术上就要求有一个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来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从而促使行政机关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受到审判权的监督。显然，既有能力又有职责来承担起此一角色的，除了负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职责且以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代表面目出现的检察机关之外，别无他人（10）。
就抽象行政行为而言，对其所进行的监督应该是对行政权所进行的监督中的重中之重。因为从保护人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和实现行政法治的角度而言，以抽象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的司法审查与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的司法审查，其作用有主次之分，标本之别。前者为本为主，后者为标为次。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只能对个案中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以监督，其所保护的只是个别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则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因其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而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大面积发生，其所保护的则是较大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抽象行政行为并无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存在，因而对于那些由行政机关，尤其是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违反法律，损害或可能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即使享有诉权，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而审判权的中立性和消极、被动性同样决定了审判机关不能自己积极主动地启动司法审查程序，对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加以纠正。这时，在技术上同样也要求有一个能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来承担起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的角色。而既有能力又有职责来承担起此一角色的，除了负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职责且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面目出现的检察机关之外，同样是别无他人（11）。
二OO一年十一月十日，我国签署了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并已正式成为了WTO的成员。根据WTO规则的要求，成员国必须建立以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的司法审查制度。而我国现有的司法审查制度，其审查对象却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并未纳入其中。因此，WTO规则的要求必将促使我国对行政诉讼进行改革，以建立起以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的新的司法审查制度。而新的司法审查制度之确立，必将促使检察机关应然拥有的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在将来的实然法上得到真正的确认和落实，从而确立并构建其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监督关系。
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民事、行政公诉权，主要应当是针对那些违反法律，损害或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民事、行政行为。一是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二是公害案件；三是其他公共利益和公共设施受到损害的案件；四是没有起诉主体的案件（12）。检察机关为此而提起之民事、行政诉讼，即是民事、行政诉讼中所谓的公益之诉或客观之诉。而在已有人就此类案件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基于其自身之认识与判断，可以决定是否行使其参诉权以从当事人的身份参与其中，以便为原告提供法律上之支持与帮助。
若检察机关将来在实然法上并未拥有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则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定性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确实似有头重而脚轻、名不尽副实之嫌。若检察机关将来在实然法上拥有了民事、行政公诉权与参诉权，则必将形成一个以刑事公诉为龙头、以民事、行政公诉为辅翼的大公诉格局，此时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之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名副其实，而且亦合乎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