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行政监督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检察院组织法》都明确人民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随着90年、91年《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正式实施，两大诉讼法都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职能作了明确定位，即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时，以审判监督行使监督权。 90年两高的“高检会[1990]15号”文件，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认检察机关民行检察的职能及监督方式。可是，近几年来，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探讨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取消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民事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神圣职责的重要方面，是保障经济发展、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力量。目前，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通过办理抗诉案件，为申诉人挽回了经济损失，维护了社会稳定，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但这类案件只占全国法院每年审理案件的很小一步分，离人民群众加强办理这类案件的要求还相差很远。由于这类案件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经济生活息息相关，人民群众又担心法院裁判的公正。因此，经常要求检察机关解决这个问题，但法律对这类案件没有规定具体程序，在实际工作中影响了这类案件的办理。虽经十几年的实践，但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示，主要表现在：
一、立法上的不完善，制约乏力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难以到位，影响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开展。现有法律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具体权利义务规定的过于原则抽象，致使检法两家认识不一致，实际中难以*作。法律只是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如何实行检察监督，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仅在诉讼程序上对检察机关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检察机关能否提前介入，能否以诉讼参加人的身份进入法庭以及如何纠正庭审违法活动都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在发现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85条之规定的抗诉条件，通过抗诉来履行监督职能，而对人民法院未生效的判决、裁定或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则无从实行监督，对执行和庭审过程中违法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监督内容狭窄、手段单一。
二、程序上缺乏具体、统一的*作规范。检法两家认识不一致，致使抗诉案件难以办理。（一）没有规定上诉程序的抗诉程序。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在诉讼程序之外进行监督，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才能提出抗诉，使自己进行诉讼程序、参与诉讼中来，实施法律监督。在庞大、复杂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中，仅仅依靠简单的单一的监督方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以减少矛盾上交的程度；（二）缺少抗诉程序的具体规范在民事诉讼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只有四条，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作，法院怎样审理，法、检怎样配合，都未作规定，在实际中无法*作；（三）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再审中，（1）再审时限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抗诉案件久拖不审的现象较为普遍；（2）再审审级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抗诉案件人民法院必须再审，但对由哪一级法院再审没有明确规定。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案件的再审权属于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没有再审此类案件的权力。而

Ⅱ 如何堵塞招投标各个环节制度漏洞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竞争经济、法治经济，讲求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并需要诚信的社会土壤。招投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竞争经济、法治经济，它也必须讲求公开、公平和公正，并以诚信作为招投标制度得以有效、良好执行的基础。

推出招投标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实现经济在法治环境中的自由和良性竞争。

应该说，实施招投标制度以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一方面，招投标的制度建设进展顺利，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同时，各地各部门也出台了不少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不同程度地预防了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中的违法违规、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招投标明显节约了政府投资支出和政府采购资金。据测算，通过招标节约的建设投资一般在10-15%，工期缩短10%。

然而，不必讳言，这些年来，招投标在其运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规避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现象，导致腐败频发。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目前招投标领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像市场主体不规范、弄虚作假、围标串标、转包和违法分包；部分招标代理机构恶性竞争，与招标人或业主串通；少数评标专家不独立、不公正履行职责等。概括说来，就是暗箱操作严重、潜规则盛行。

说到底，出现这些现象，与招投标制度还存在着漏洞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权力制衡机制缺失。目前的招投标活动中,一些行业和部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资金的安排者,也是代理机构的遴选者,还是许多项目的招标人,同时又是部分投标人的领导者、招标活动的仲裁者，可谓集决策、执行与监督权力于一体，这样，就极易在招投标过程中引发腐败行为，包括权力寻租，违规插手招投标活动，内定或变相内定中标人，或千方百计规避招投标，等等。

比较突出的，一是肢解工程，少数业主（领导干部）把法定必须纳入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分解为若干个小项目或者分阶段实施，使之达不到招标的（投资）标准，或只对项目的主体工程拿出来招标，附属或隐蔽的基础性工程则直接发包处理。二是排斥竞争，想方设法找借口搞邀请招标，或缩小投标参与人范围，这样就巧妙地排斥了潜在竞争者，达到变相内定中标人的目的。三是量身招标，少数业主（领导干部）以招商为由直接介绍施工企业，明言让某某“必须中标”，工作人员只得暗箱操作，使“钦点”单位如愿中标。四是寻找借口，比如以工程建设工期短、时间紧等为借口，甚至将工程定性为“献礼工程”或“抢险、安保”等指令性工程，再加以“行政会议、联席会议”等会议纪要形式确定施工企业等手段，规避招投标。

第二，制度、政策不够健全和完善。目前，涉及工程建设领域的现行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漏洞。一方面，相关法律和规定对招投标中一些环节缺乏强制性规定，具体说来，是原则规定多、具体细则少,禁止规定多、配套罚则少,部门规定多、适用规范少；另一方面，规定过于粗疏，存在一些可以人为操控的空间，更甚者是导致对合法与违规难以区分，尤其是对招投过程中冒出的那些新型的腐败手段无可奈何。

这方面的漏洞主要在：一是招标场所不规范。虽然许多地方都设有专门的、较为规范的招投标交易市场，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不少部门和单位的不少项目的招标还是不放在交易市场进行，而是由业主或中介自己选定招标地点。二是招标文件评分办法设置不合理。招标文书一般由技术、商务和其他部分组成。
商务、技术部分大多是硬性指标，因此得分差距不大；其他部分对应的基本是投标方的实力、业绩、信誉、服务、安全等软指标，并且分值设置悬殊，有的在0至6分之间，有的甚至达到0至10分，业主正是通过这样的分值设计达到内定中标人的目的。三是代理机构进入门槛低。由于进入门槛低，如今代理机构越来越多，而从业人员的素质则参差不齐，代理业务恶性竞争愈演愈烈。有些代理机构为了拿到业务，不得不看业主脸色行事，按业主意志办事，导致招投标变味变质。有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坦承，“我们的工作跟洗钱差不多，是把那些不能摆到桌面上的事情，通过我们这个环节变成合理合法。”

第三，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和监督难以有效进行。一是目前对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管模式仍是按照行业属性,由各系统的行政主管部门分头监管。这种模式的弊端,是导致政出多门,各说各话，并由此导致出现缺少一个统一、权威的管理监管机构。有关文件规定“对于招投标过程中泄露保密资料、泄露标底、串通招标、串通投标、歧视排斥投标等违法活动的监督执法，按现行的职责分工，分别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并受理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投诉”，按照这一原则，一个工程项目在招标过程中，要接受多个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比如，一个工业建设项目招标，在土建施工、设备安装招标环节，要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在货物采购、勘察设计招标环节，要接受相应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很显然，一个项目涉及这么多监管部门，就很可能出现“九龙治水”现象，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另外，如果招标主体与执法监督主体混同,则很容易形成实质上的“同体监督”。

二是对有些招标环节颇难监督。比如评标环节，专家是评标工作的核心。然而，目前，一方面在选择专家时对其品德和能力的评价还没有明确规范的标准；另一方面，大多数地方已建的专家库，面较窄，人数较少，专家被抽到的几率很高，这样，就很容易与招标方、投标方和代理机构建立“朋友”关系，出现“权力标”、“金钱标”和“人情标”。

三是监管力量不足。一方面，监管人员数量不足，项目多人员少，难以覆盖全面；另一方面，由于代理机构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熟悉其中的奥妙，违规操作很隐蔽，监管人员往往难以发现其中的猫腻。

第四，惩治力度不够严厉，威慑效应不足。目前，对招投标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现象，在法律上是有明确的罚则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设有串通投标罪，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今年2月1日开始实施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也明确了法律责任，对违法行为作出了行政和经济方面的具体处罚。
然而，目前，一旦中标获得的高额利润回报与串通投标违规低成本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反差，比如，对招投标违规处罚与中标后获取的高额利润相比，确实不成“比例”。再加上，不可否认，查处的比例同样很小，大部分违法违规行为没有被发现或者发现后“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乃至不了了之，这一方面体现法律本身的不足，另一方面，事实上的发现少处罚轻，降低了法律的威慑力，甚至在无形中怂恿了一些人在招投标活动中敢钻制度漏洞，并借此牟取巨大的非法利益。

的确，虽然招投标的制度建设在稳步推进，然而，由于制度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漏洞，或者说机制缺陷，导致招投标活动中猫腻不断，腐败频现。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制度，细化规定，同时不断推进招投标制度创新，使招投标过程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监督更加有力，惩罚更加严厉，从而有效地遏制招投标活动中的腐败现象。

Ⅲ 次贷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国次贷危机最早显现迹象是在2007年2月，当时汇丰控股最先发出警告，称由于大批低收入房贷客户无力偿还贷款，公司为其在美国的房屋按揭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市场上很少有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孕育了很久的危机。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大大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响警报，认为“一些次级房屋贷款机构没有任何监管，它们的贷款行为最终会危及美国人实现拥有住房和积累财富的两个美国梦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快速增长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已经引发贷款违约的增加，房屋赎回的增多以及不规范的贷款行为的涌现”;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里，葛兰里奇揭示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葛兰里奇的文章时感到非常遗憾，葛兰里奇的警告并没有得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葛兰里奇的绝大多数同事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它们的风险。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召集的听证会上，执掌美联储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机证明，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这一点让他“震惊”。在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为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徒呼吁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与其之前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次贷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六宗罪
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金融监管问题，一方面体现在对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及交易的监管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相关金融机构，如房贷机构、投资银行、银行表外投资实体、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的监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次贷危机被称为“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危机”。就连美国证监会(SEC)大大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大量的没有被监管的类似CDS 的衍生品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头号恶棍”。
2000年，在美国金融行业更加有力的公关活动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包括被视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控重任则全部落到了华尔街投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机证明，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对衍生产品风险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缺陷，助长了衍生产品的过度投机，并最终引爆了危机。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构造方面几乎不加干涉，政府隐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双方均能准确理解衍生产品的构造与风险，因此双方的交易纯属市场行为，没有干预的必要。在监管纵容下，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逐步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持续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产品结构过于复杂，使基础产品的风险在层层设计中变得更加隐蔽，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三是监管当局对衍生产品的杠杆率没有限制，致使风险过度放大，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违约掉期)主要通过场外交易(OTC)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场内交易会受到交易所的监管，但由于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具有非标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如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说，“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第三，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银行对相关信息的披露相对有限，监管当局无法得到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导致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四，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衍生产品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实上并不清楚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与头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能准确估计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围。
房贷机构监管——监管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国房市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持繁荣。另外，由于资产证券化技术的发展，住房按揭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使风险得以轻易转移，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贷款机构超常规发展的欲望。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众多贷款机构纷纷降低住房按揭贷款的准入标准，放松了资信审查，向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发放了“次级按揭贷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贷机构得以在脱离消费者监督的条件下大量发放高价贷款。尽管相关监管部门一再要求改善次贷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发放房屋按揭贷款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还包括许多独立的住房贷款公司或经纪商。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市场全部房贷中约60%和高价房贷中约45%经住房贷款经纪商发放，这些经纪商根本不在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内。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及时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标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没有及时将独立放贷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内。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过于相信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认为市场能够通过自行调节解决风险;二是认为次级贷款占美国全部房贷的比例较低，不会引起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机构出于竞争压力及利益驱动，放松资信审查、降低贷款标准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应及时对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的上述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都没有对这一高风险的贷款发出任何警示，这表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监管的确存在疏忽。

投资银行监管——对流动性和资本金缺乏约束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人们开始将此次危机的诱因集中到美国监管者对华尔街大行过度宽容及监管缺失的制度层面上。在独立投行模式下，美国证监会是投行的唯一监管机构，其对投行的监管也只限于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相关的审慎性监管和投资风险监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投资银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的发展模式。

美国曾在1929年大危机后一度加强了投资银行监管。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爆发，美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重要法律，其中对投资银行业务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这一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从事吸取和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承销和发行证券)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使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出现了。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与混业一直是美国政策与立法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分业型的金融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管理限制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因此，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放宽了投资银行的业务限制，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限制投机和分业经营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投资银行不受传统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约束，它们开始通过金融创新广泛使用高杠杆，投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甚至为赚取高额利润不惜违背职业操守。而上述高杠杆化且具有短期行为特点的业务扩张几乎是游离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外的。
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左右，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仍只有十几倍。在经济繁荣年代，高杠杆为投行带来丰厚利润。但高杠杆使得投资银行对流动性和维持自身高级别评级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或自身财务状况不佳，被评级公司降低评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继而出现流动性问题等连锁反应，就容易陷入困境。由于美国对投行的资本金、流动性等均缺乏严格的监管标准，导致风险与资本并不匹配。另外，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银行不是美联储的成员，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得到美联储的救助，只有在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后，美联储才能通过救助商业银行间接救助投资银行。

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投资银行业进入重新洗牌的阶段。美国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经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硕果仅存的投资银行也于2008年9月申请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意味着它们从此纳入传统银行的监管体系，美国独立投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时代宣告终结。

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监管——亏损时重新并表引致信心危机

金融机构常常为特定的融资、并购等交易活动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注册成立一个与发起人隔离的特殊目的实体。这种实体不需要大额的资本金，一般由其母体注入高等级的债券作为资产，在此基础上通过评级、增信等手段，获得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的资格。这样的实体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依据的法律和遵循的监管准则和会计准则也有所差别。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业会计丑闻中已经声名狼藉，但在这次金融机构危机中以新的变形体——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形式卷土重来。银行表外投资实体是一种由银行发起设立并提供全部或部分债务担保的证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专为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而设立的管道公司(conit)、结构性投资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发生前，SPE在发生损失时，其损失不须并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国监管当局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合并准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加强对SPE的监管。特别是在2003年对相关会计准则做出修改，要求在SPE发生损失时，对其拥有控制权并需承担最终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将此合并入资产负债表中。

但是，表外投资实体信息不透明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对表外实体尤其是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有效监管不足的状况依然在延续。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表外投资实体的业务模式给设立机构带来的巨大风险逐渐暴露。以SIV为例，银行通过发行短期票据和中期债券，将所得收益投资于如抵押贷款证券等高回报资产，所发行票据与结构性证券之间的差额即银行所得利润。由于旗下的SIV大规模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次贷危机的爆发给大多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均造成巨额损失。例如，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SIV资产、约占全球SIV总资产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团，由于次贷危机以来SIV资产大幅缩水近40%，被迫于2007年12月将旗下7个结构性投资实体并入资产负债表中。另外，汇丰控股、法国兴业银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银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额亏损已经将各自的SIV并入资产负债表内。SIV成立之初独立于银行之外，不属于银行本身的业务，但造成损失后，银行按照相关会计原则将其纳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亏损和投资者信心危机。

评级机构监管——利益冲突规制有限，评级方法不够透明

早在美国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闭案发生时，评级机构就曾因为相关的评级失责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质疑，美国各界也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业之运作及监管体制。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该法案的实施规则虽然填补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的空白，但仍未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

首先，法案对信用评级业利益冲突的监管非常有限，评级机构对结构性融资产品构建的直接参与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其实施规则明令禁止的利益冲突情形只有四种：(1)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2)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3)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与其有关联的发行人的评级;(4)若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担任某一发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员，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

此外，监管部门无权对信用评级模型及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评级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评级机构仅仅是简要介绍评级的方法，无论是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证监会，还是机构投资者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深入了解评级的数据来源和核心的评级方法。这使得市场和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减弱，评级机构容易出现道德风险。

更重要的是，即使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评级机构通常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评级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次贷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而非投资建议。例如，在美国涉及公司债务评级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会裁定评级结果属于“观点”，就像报纸的社论一样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护。也许只有当法官不再把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视为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观点”，评级机构的现有业务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评级结果的可信度才会得以真正的提高。
对冲基金监管——各国监管理念存在分歧，监管环境总体宽松

目前欧美等主要工业国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比较宽松。首先，各国在是否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分歧，体现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理念冲突。以德、法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坚持前一种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法律强制性、广泛的适用性和市场规则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国则主张后一种监管理念，认为应更多地强调监管的非强制性，市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规则的自发性。

自2005年以来，德国对对冲基金提出了强烈质疑，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张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增强对冲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国的主张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只好转向“自愿地”建立行业行为规范，起草了《对冲基金行为规范》，目前也仅处于积极寻求相应支持的阶段。

美、英等国认为政府指定的行为规范有可能会扼杀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并进一步阻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对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对对冲基金提出进一步的监管要求，主张尊重对冲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尽管美联储一向坚持审慎监管原则，但由于衍生品市场属于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领域，很多配套的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保尔森认为，金融市场监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信贷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制定特别规则。

其次，对冲基金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享有较为宽松的法律及监管环境。美国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监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为指导，认为市场自律是对冲基金监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张对冲基金进行登记注册，从而使对冲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资策略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对冲基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公司的监管范围之外，免于注册登记。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和个人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投资者人数限定在500人以内。尽管先后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对冲基金倒闭的事件，但美国仍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监管现状。如2007年2月，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监管体制，认为足以防止对冲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最后，客观上存在相当的监管难度。从注册地来看，全球大约有55%的对冲基金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以及百慕大等地作为注册地，此类离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约2/3的对冲基金资产。在美国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34%，管理的资产占24%;在欧洲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9%，管理的资产占11%;剩余的对冲基金大多在亚洲注册。

“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规则导向监管，即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美国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于2007 年1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提出，“我们也应该研究在美国采用更多原则导向监管的现实可能性和好处的问题”;美联储大大本。伯南克于2007 年5 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

美国金融专栏作家吉姆？索罗维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来比喻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榄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国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它们有细致入微的比赛规则手册，严格规定了运动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场上应处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种更纯粹的以原则导向的体育项目，与众多的美国体育项目相比较，英式足球规则更少，并且赋予裁判员至高的权限，裁判员能够打断比赛进程甚至能影响比赛结果。”

美国的监管规则很多，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更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结果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规则。但是，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规则都会出现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可以说，繁杂的规则也能创造套利的机会。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快速变化情形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导原则。

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Ⅳ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存在哪些漏洞

我国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建设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目前规范的企业也相对较少，分析存在的问题有：
1、缺乏统一认识。我国目前对食品可追溯体系还存在一些误区，往往把食品安全追溯认为是责任追究。
2、缺乏标准要求。目前我国食品可追溯体系缺少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指导文件来规范企业，导致一些企业把食品追溯作为一种营销手段来吸引消费者。
3、缺乏协调机制。我国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管理，有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同步推进，同时还有农业、质检、工商、科技等部门分段监管。但相互间缺乏沟通与协调，重复建设甚至相互冲突现象时有发生。
4、缺乏信息整合。由于各职能部门缺乏沟通协调，信息没有形成共享，追溯系统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对接，所以信息资源的整合及综合利用很难展开。
5、缺乏统一认证。在食品行业中，有 ISO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 QS认证等各种形式，但就是因为这么多的认证体系和机构没有形成统一标准，往往降低了消费者心中的信任。
正航软件食品安全溯源核心机制构建于正航CAP创新开发平台，正航CAP平台是通过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开发的平台化软件，可结合各种硬件设备接口（如RFID、手持PDA），实现食品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环节的全程可追踪，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监管措施，其特性在于平台的稳定性及扩展性，可根据各种类食品特性，快速导入流程作业，实现生产商、消费者双方受益。

Ⅳ 简述行政执法监察制度

行政执法监察是关于监察的一个特定概念，是指执法监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法律关系主体执行和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活动。
执法监察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①对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即通常所说的巡查监察；②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实施法律制裁，即通常所说的执法处罚。
 
由于行政执法监察制度的创制与发展源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呈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实践探索过程，且各行业的执法监察实践长期领先于该领域的理论研究，缺乏对执法监察二重性的正确认识，造成了在执法监察实践及队伍名称中，长期将执法监察与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监察执法以及监察长期混用（如城市管理执法监察队伍就有城管监察大队、城管监察执法大队、城管执法大队、城管执法监察大队等多种名称），甚至将执法监察与纪检监察、行政监察错误混淆，产生执法监察是行政监察的分支等错误认识（当然行政监察领域的执法监察确实是行政监察的一个组成部分）。
 
《城市管理三维结构视野下的城管综合执法与监察》一文以城管执法监察制度为例，介绍了从城建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到城市管理监察综合执法、到城市管理执法监察的发展脉络，指出执法监察的二重性（Duality of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即执法监察的一体两面。执法具有监察的意涵，监察具有执法的属性。执法是指行政执法，主要强调行政处罚；监察是监督和检察的简称，也是广义执法的一部分，强调督促政府、市场、社会各方主体依法履责，其中的监督是指察看并督促，检察是指制约与纠察。
执法监察既包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监察、环境行政执法监察、土地执法监察、民政执法监察、劳动执法监察、海洋执法监察、规划执法监察等行政管理领域的执法监察，也包括纪检监察、行政监察等国家监察领域的执法监察。
 
行政管理领域的行政执法监察，通过执法巡查监察和行政处罚的实施，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各方主体依法行事，达到社会共治。
 
行政监察领域的执法监察，主要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纪违法进行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以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在行政活动中得以贯彻执行。
 
把握执法监察二重性有助于纠正执法监察实践中存在的以罚代管、执法与监督错位等问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监察制度，实现执法监察驱动的法治视野下社会各方参与共治理。

Ⅵ 监察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监察制度的目的：
为了加强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

Ⅶ 有关我国公务员监督制度的问题

您好，中公教育为您服务。
我国对公务员的监督包括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行政机关外部监督两大系统，其中内部监督是根本，外部监督是对内部监督的重要补充。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 主要形式有：自上而下的监督，即一般监督；行政监察，即专门监督；审计监督。
行政机关外部监督的主要形式有：法律监督，即法治监督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相对于人治的一种监督，我国国家权力机关既是权力机关也是立法机关，它对公务员的监督是具有国家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政党监督，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专门机关，对公务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等情况所进行的监督，监督的方式还包括专门设立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从事查处党员违反党纪国法的案件。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公务员的公务行为实施的司法监督；社会监督是指人民群众、社会舆论和社会团体，依法对公务员实行的监督，群众监督主要是通过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等形式来实现的，舆论监督是通过报刊、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介对公务员的监督，社会团体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政协通过政治协商进行的民主监督、基层群众通过组织社会团体对公务员服务社会的监督等等。
如有疑问，欢迎向中公教育企业知道提问。

Ⅷ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有漏洞吗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本身是抽样，存在抽样风险。
具体执行前是否能做到真正到市场、到仓库去不打招呼的完全随机的抽样。
大的漏洞应该没有，看具体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