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C4ISR系统到底是怎么监控战场的

千手观音"系统C4ISR可能是中国根据当前高科技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发展趋势、结合未来台海战区的实际情况，专门设计出来的作战训练系统。中国人取名"千手观音"，意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这个名字很浪漫，很有神话特点，我们知道中国人热爱神话。它的终端和虚拟终端、传感器和虚拟传感器共有一千多个，目标监控能力以及虚拟目标监控能力有两千多个，目标判别和处理能力有八百多个。能够对一个中等规模联合作战战术集群的所有信息进行快速处理和整合，并且把系统内所有的局部和作战平台完全联结为一个整体，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提出战术和技术训练方案、提供人机对抗平台。系统中的模拟训练器，可以提供解放军主要兵器、装备操作的逼真过程和效果。"千手观音"还可以与潜艇的联通采用的是非常态的方式，大量使用超级压缩码，这对"千手观音"是一个很大考验，因为水下数据传播是很困难的。尽管这个中国版C4ISR系统还不如与我们强大和成熟的C4ISR相比，但对于中国目前对于台海的勃勃雄心，对于我们在东亚的存在是一个极大的危胁！因为她意味着解放军已经拥有发现即摧毁的能力！ 通过电视，中国向外界展示了他们拥有的C4ISR系统卫星在和平时期可以休眠在一定轨道，战时输入密码和指令进入侦察轨道，可以像我们一样对战场进行实时监控和任意侦察。在电视中，这个中国版C4ISR系统还进行数场真实的模拟对抗演习，演习的逼真程序甚至惊动了当地城市的民众，以为真的发生了战争。如果中国拥有此能力，对我们在亚洲的存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我们知道，发现目标就意味着打击目标，而打击目标就意味着摧毁目标。因此，及时准确地发现目标，是精确打击目标的基础和前提。发现目标，主要通过侦察监视和预警系统实现。我们的侦察、监视和预警体系非常健全，基本覆盖了所有维度、所有空间、所有频段。对地面目标的侦察、监视和定位，主要是依靠空天一体的C4ISR系统。核心的C4ISR系统，目的是发挥粘合剂和力量倍增器的作用。机械化战争中，陆、海、空三军被C4ISR系统融为一体之后，各自不再有完全独立的战场，各兵种都能够把各自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使之呈指数增长。 海湾战争期间，我们和多国部队所建立的战区通信网络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多、最全、最先进的，它运用卫星通信技术和数字化通信网络技术，把数十年来各国研制、生产和装备的各种战略、战区及战术通信网络和设备全面融合，综合为一体化的高效率的C3I通信系统，以98%以上的高战备率确保白宫、五角大楼、后勤支援基地与中央总部、多国部队和基层作战部队之间的联系，确保洲际之间、战区与本土之间、多国及友邻部队之间、各军兵种之间、飞机、舰艇和坦克等作战平台之间，以及上下、左右、纵横、交叉的不间断的持续通信和信息交换。海湾战争总指挥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当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设战区指挥部，各下属司令部也是在沙特开设。施瓦茨科普夫与各级指挥官讨论重大问题或研究作战方案基本是采用开会或面对面商谈的方式进行，各级指挥机构信息沟通也是采取电话、电报、软盘传递等方式进行。 科索沃战争是第一次大规模实战运用全球一体化C4ISR指挥控制系统。在科索沃战争中，由于牵涉到北约十几个国家联合作战，所以还是沿用了传统的战略、战役和战术三级指挥体制。 阿富汗战争中，我们刻意试验网络中心战和扁平式指挥的能力，所以没有按照战略、战役和战术层次设立指挥体系，也没有在阿富汗战区设立前沿指挥部，只是在美国本土设立了一个战略总指挥部，下面直接就是战术指挥层次，所以这场战争的指挥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性战斗的指挥尝试。阿富汗战争期间，我们首次试验网络中心战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从阿拉伯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有80%以上事先并不知道要去战区的什么地方、攻击什么样的目标，只是在起飞以后的飞行途中才接到指挥系统发来的最新任务指令，这时飞行员便可在指挥系统的引导下，选择最佳路径和方式对目标进行攻击。从阿富汗战争开始，网络中心战就已经正式进入作战程序，在这种作战程序中，指挥机构的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最主要的不再是听取下属发来的请示，也不再是拟制电报或下达话音指令，而是在C4ISR系统的辅助指挥控下，侧重于做好这样三项工作：一是通过C4ISR系统掌握敌我双方的情报，驱散战争迷雾，定下作战决心；二是进行作战规划计划，提前下达作战任务指令，确定联合作战中各部队的具体认为是、出动批次、作战任务、作战目的、作战要求，具体各部队如何实施没有必要进行统一部署，只是提出准确的打击时间、地点、目的和要求即可，按照委托式指挥原则由部队自行协同；三是进行毁损评估，对上一次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以便确定下一批次的打击任务。 伊拉克战争中，由于地面部队的大规模介入，所以我们又恢复实施三级指挥体制。战略指挥部仍然设在美国本土，技术上主要依托全球指挥控制系统(GCCS)；战区指挥部中央总部司令部设在卡塔尔，中央总部陆军司令部设在科威特，中央总部空军司令部设在沙特，中央总部海军司令部设在巴林；战术级指挥机构分别在各司令部下设立战术作战指挥中心。战争中，我们使用了全球一体化指挥控制系统。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在本土有21处、本土之外基地上有33600名人员对航天侦察监视系统进行支持。美国部署的军用卫星系统覆盖了对伊作战所需的各个信息领域，动用的卫星包括侦察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定位卫星、资源卫星和气象卫星等。在侦察卫星方面，主要包括3颗锁眼光学成像卫星，3颗长曲棍球雷达成像侦察卫星，3颗入侵者电子侦察卫星和12颗二代白云电子型海洋监视卫星；在导航定位卫星方面，共投入了GPS-2和GPS-2R共24颗卫星，定位精度从16米提高到10米。还动用了由14颗国防卫星通信系统卫星、4颗军事星和跟踪与数据中继卫星组成保障伊拉克战区战略及战术通信的天基信息传输系统。此外，租用了一些商用卫星，主要是地球资源卫星和气象卫星等。 所以，从以上来说，中国的C4ISR系统对我们来说还只是战术级，尚形不成对我们的真正危胁，而我们则是全球一体的战略级C4ISR系统。然而，随着中国解放军C4ISR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在解放军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一场反制我们C4ISR之战也已悄然打响，并为中国高层所高度重视。中国从2007年以来太空攻击武器咄咄逼人，不断扩大和充实航天部队，发展空间力量，是当今中国主要军事重点建设和发展的领域，而据中国网络消息，中国太空武器也呼之欲出，并将被用于攻击我们的军用卫星、武器系统、弹道导弹和地球表面的重要战略目标。随着中国信息战时代的到来，反制我们C4ISR作战同其他作战手段的相配合，必将对我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的总统和五角大楼的负责人必须高度重视。

㈡ 监管机构 风险评估 两个维度

政府风险管理的流程是主体管理对象用以达成目标的运行机制。通过风险管理流程，要达到三方面的成效：
1、风险识别，客观评估，确定风险所有权；
2、风险内部控制，通过标准化运维等方式实现损失最小化；
3、风险外部公关，培育风险文化，全社会共同治理，争取群众的满意度最大化。
一、风险的全面评估：评估风险，定所有权。
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在实践中包括全面评估风险和确定风险所有权两项关键。
1、复杂环境中的社会风险评估，需科学识别风险和设定容忍度。
风险评估是管理流程的首要步骤，现阶段的风险评估具有一定普适性。例如政府风险管理所面临的国家层面风险源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重要基础设施、国内犯罪和国外恐怖袭击。在我国，政府风险管理的主要风险是四类突发公共事件，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英国，国家风险包括自然事件、主要事故和恶意袭击三类;在美国，政府风险管理的重点是国土安全风险管理，主要风险源是18类重要基础设施和关键资源;在加拿大，国家所面临的全部风险被划分为蓄意性风险和非蓄意性风险两类;在澳大利亚，国家风险涉及国家机构内外两方面共17个风险领域;在德国，国家风险被分为自然灾害、技术故障/人为错误、基础设施和恐怖主义四类。
在明确容忍度的基础上，更加细化的风险评估，普遍应用“可能性”和“影响”两个维度来操作，通常用P(Possibility或Likelihood)R(Risk或Consequence)矩阵予以可视化的评估定级。
在实践中，风险评估的要务是设定风险容忍度，它是主体愿意承担、可以容忍的风险数量和类型。风险容忍度的确定和改变受到文化、社会、政治、法律、技术、经济、自然环境等外部环境以及主体的目标、资源、实际风险管理能力等内部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主体的风险容忍度也将随之变化，从而风险管理的识别、分析、评价及应对等的标准及策略也将改变。因此，政府应根据社会心态，科学设定风险容忍度，并与时俱进，及时调整。
2、确定风险所有权，构建风险责任体系。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风险管理的风险所有权明确是通过风险责任的合理分配来实现的，使得各级各类主体既各担其责，又能统筹协调，全面做好风险管理。
首先，针对管理项庞杂、边界模糊、责任递增的特征，政府风险管理通常的做法：
①明确风险管理的总体职责及各部门的角色和职责;
②积极开展协作，通过风险管理组织化实现风险责任共担。
例如，英国政府首先明确主要风险责任在政府部门，在此基础上，这些政府部门再根据风险性质与规模，一是将部分责任传递到其下级机构承担，二是与其它相关单位签订风险共担合同，分担风险。
其次，针对管理主体条块分割的特征，政府风险管理的主要做法：
①确立风险管理主导机构；
②设置相应机构进行分类管理和分级管理。
例如：英国政府把保障公众安全作为政府的核心工作之一，为此政府在风险管理方面承担制定规章、服务照顾、实施管理等三方面的职责。据此，英国政府明确划分了政府风险管理的三类单位：组织实施单位、实施支持单位、具体执行的业务部门。
我国在应急管理中的实践，采取的也是在明确风险责任的基础上，确定风险责任承担主体，采取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和属地管理相结合，并依靠统一领导、综合协调，从而构建责任体系。
二、风险的内部控制：标准运维，法制固化。
政府风险管理的风险内控，是管理主体在内部运行过程中，开展风险最小化的运行设计，主要依靠的是标准化的运维和制定法律法规予以固化。
1、制定风险管理标准，规范化开展风险内控。
制定管理标准，有利于规避常见风险和规范组织行为，是风险内控的典型做法。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西方国家纷纷制订全国性风险管理标准，指导和推动风险管理的发展。影响较大且被ISO认可的国家性标准有澳新风险管理标准(AS/NZS4360：1995)、加拿大风险管理标准(CAN/CSA-Q850-97)、英国风险管理标准(BS-6079-3：2000)和日本风险管理标准(JISQ2001：200l)。标准的具体内容可视国情而定，以澳新风险标准为例，风险管理标准主要包括：应用范围与概念、风险管理要求、风险管理概论、风险管理步骤、风险管理记录和档案;附件则为实际操作提供了一套适合于各类组织风险管理的方法和程序，满足了综合风险管理的需求。
2、实施系统的风险内控，通过法制予以固化。
系统内控是关键，只有构建起统一领导、各司其职、运转高效的政府风险管理网络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风险内控的价值。以英国为例，其政府风险管理机构包括主导机构、支持单位和具体执行部门三类，它们在英国国家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中有不同的定位。
第一类，主导机构主要负责制定风险管理政策，主要包括内阁办公室和财政部。内阁办公室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会同财政部预算执行小组、财政部风险支持小组等部门，制定政府内部风险管理的相关政策，总体设计和把握评估政府风险管理建设的进程，解决整体风险管理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第二类，支持单位主要为风险管理决策提供支持，支持单位包括全国水平检测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公务员管理委员会等，针对所属部门的风险管理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提供相应的研究咨询报告，为行政部门负责人和高级官员提供风险管理的建议，并为风险管理提供信息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
第三类，具体执行部门主要负责风险管理政策的落实。各职能部门在本部门职能范围内落实风险管理工作。英国政府共设有24个内阁部门，除去首相办公室等10个办公室外，还包括商业、创新及技能部，社区和地方政府部，文化传媒体育部，教育部，环境、食物及乡村事务部，国际发展部等14个部门。
法制建设是保障，政府风险内控必要用法制予以固化，才能规范化和可持续。德国2009年9月修订的《公民保护和灾难救助法》，第18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与各州的共同努力下，联邦政府要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风险分析”。澳大利亚政府风险管理的法律体系完善详细。维多利亚州指导并规范风险管理的文件主要包括《维多利亚所属保险部门法案》《财政管理法》《维多利亚政府管理革新项目》。《维多利亚所属保险部门法案》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级保险, 并为相关部门提供风险管理的咨询与培训。由财政部监管的《财政管理法》制约着300多个政府部门、权威机构和公共部门，该法案要求这些部门发展并执行风险管理战略, 并保持对这些过程的监管。健全的法律使得澳大利亚政府管理面临的很多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三、风险的外部公关：培育文化，社会共治。
政府风险管理的外部公关，一方面是由于群众作为外部评委，有权评价政府风险管理的绩效;另一方面，政府风险管理也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才能长治久安。
1、培育风险文化，可持续发展。
政府风险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政府培育风险管理的文化;用风险文化构成政府风险管理的良性环境，有利于改革的动员、管理的落实和执行、措施的创新等等。
在实践中，加拿大和英国等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开展了风险文化的培育和应用;提出建立学习型和弹性化的风险管理文化。促使公务员形成对风险的正确理解和认知，提高其风险意识和责任感，培育有利于规避和处理风险的组织环境，支持能够有效承担风险和变革的组织文化发展。
2、倡导社会协同、全员参与的风险治理。
政府开展风险管理是主角和主力，但风险社会的风险治理需全社会的合力。群众既是社会风险的治理主体之一，同时也可能是最直接的社会风险源。因此，政府风险管理需要社会协同和全员参与，既是为了全方位的风险治理，同时也有利于风险的最小化。
①政府积极形成风险社会的社会秩序，倡导群众自觉抵制社会风险，不从事或参与可能导致公共安全问题的活动；
②引导群众鉴于自身利益的相关性，自觉开展风险排查和隐患清理；
③用好群众的数量优势，组织群众和社会组织开展有序的社会监督，及时预警和处置；
④培养群众当好“第一反应人”，在技能合格的前提下，开展自救和互助工作，增加社会安全的广泛保障；
⑤组织协调，鼓励群众开展邻里互助，形成利于公共安全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