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刑检察监督
1. 论述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原则
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既表明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的根本属性和理论基础，又表明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授权性的法律监督权，是国家权力机关法律监督的延伸，具有国家法定性、权威性和专门性。但实践中，检察监督基本局限在诉讼领域，即所谓的诉讼监督。与民事诉讼监督和行政诉讼监督相比，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监督更加重视，法律规定也相对比较完善， 但仍存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宽泛，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措施缺乏强制性等问题。本文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谈一谈完善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这个话题。
一、刑事诉讼监督的内涵和立法现状
所谓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可以将其定义为检察机关对参与刑事诉讼的各侦查机关（含检察院自侦部门）、审判机关、执行机关、律师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活动进行调查，对其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判定，从而支持、反对并提出纠正意见（建议）、或者抗诉等检察业务活动。刑事诉讼监督是一种刑事诉讼司法救济程序，当出现刑事诉讼活动可能造成司法不公时，检察机关将依法提供司法救济。因此刑事诉讼监督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刑事诉讼中的司法不公现象，确保刑事诉讼活动正确合法地进行，保障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正当权利，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地实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将刑事诉讼监督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和执行监督。其中审判监督，专指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是程序性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是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的监督，是实体性监督，这两项监督也可统称为审判监督。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刑事赔偿程序，规定最终的赔偿决定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刑事赔偿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延续，有必要将刑事赔偿程序纳入刑事诉讼监督之中。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涵盖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和刑事赔偿监督。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监督不力的问题引起法学界和立法机关的关注。1996年新刑事诉讼法在基本原则里，增加了第8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且在分则中增加了相关规定，加强了法律监督的力度。分则中的相关规定主要有：审查批准逮捕中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有权通知公安机关纠正（第76条）；对公安机关不立案进行监督（第87条）；对法院审判活动违法有权提出纠正意见（第169条）；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有权提出抗诉（第181条）；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第205条第二款）；对死刑的临场监督（第212条）；对监外执行的监督（第215条）；对不当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第222条）；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224条）。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十章用66个条文对刑诉法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并就监督的措施进行了相应规定。
二、刑事诉讼监督立法缺陷和立法设想
虽然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对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监督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但在实践中，刑事诉讼监督面临一定的挑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其一，立法容量太少，存在很多缺失和空白，造成了监督上的许多盲点，使得许多诉讼行为都游离于法律监督之外；其二，对被监督机关的监督措施缺乏强制性，往往只有建议权，没有命令权。致使监督刚性不足、措施乏力；其三，监督程序不完善且过于原则和抽象，不易于实践操作。
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文清等100多名代表联名提交议案呼吁完善立法，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但对采取什么形式来完善立法强化监督，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应当对法律监督单独立法，制定《法律监督法》；有学者认为可以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明确监督的客体内容以实现完善立法强化监督的目的。刑事诉讼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需要立法完善的问题，但由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独特性和刑事诉讼监督的程序复杂性，使得《法律监督法》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难以将刑事诉讼监督的各项内容详尽涵盖。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制定专门的《刑事诉讼监督法》。通过《刑事诉讼监督法》，针对存在的问题，来健全和完善刑事诉讼监督。在未来在立法中应尽量将监督的内容具体化，明确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主体的权力，法律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法律监督的程序和措施及监督措施的强制力问题。
三、刑事诉讼监督存在的具体问题和解决对策
(一)刑事立案监督。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行为是否合法实施的法律监督。现有法律对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 。
一是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不够全面。《刑事诉讼法》仅在第八十七条把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局限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将立案监督的对象扩展到检察机关自侦部门。但刑事诉讼法第4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第18条第三款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第225条第二款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条规定："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履行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职责，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由此可见，在我国具有刑事立案权的机关除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外，还包括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法院、监狱、海关。检察机关是否拥有对这些具有刑事立案权的机关的立案活动的监督权，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将立案监督的对象仅仅规定为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大大局限了立案监督的范围，明显削弱了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职能。
二是刑事立案监督的客体界定过窄。《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仅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行为进行刑事立案监督，即只规定了对消极立案行为的法律监督，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积极立案行为的法律监督未作明文规定，使积极立案行为中的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8条将"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也列入监督的的范围，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64条还是只规定了公安机关接受检察机关不立案监督的程序，可见检察机关对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监督难以落实。此外，对刑事立案程序是否规范以及立案和不立案的决定是否合法等相关刑事立案活动的监督和对刑事立案主体接受的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既不移送有主管机关处理，又不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的行为的监督等也未作明文规定。
三是刑事立案监督的措施不力。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活动缺少法律保障。如：没有调查权，控告申诉部门在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能过程中未有调查、核实权的法律依据，不能随时介入有关司法、执法活动对其进行检查监督；没有调卷权，想调阅有关案卷材料时，常常遭到拒绝；没有处罚权，对滥用职权而又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责任人没有一种给予处罚的资格权，使其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依然我行我素，达不到刑事立案监督的实际效果。
因此，针对当前的立法对刑事立案监督制度规定得不够具体，可操作性较差的现状，完善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应采取如下对策： 其一完善刑事立案监督对象和范围的法律规定，将所有拥有刑事立案权的机关都纳入监督范围，将对积极立案行为的监督同对消极立案行为的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刑事立案监督体系，对所有的刑事立案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其二，赋予人民检察院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中的相应权力，主要有：刑事立案监督调查权，包括：有权调取和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案卷材料，有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受案、立案、破案的登记表册，有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不立案和撤案决定书，有权对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进一步调查；刑事立案监督决定权，包括：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决定的决定，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决定的决定，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的违反立案程序的决定，刑事立案主体在接到决定书后应当遵照执行；刑事立案监督处罚建议权，包括：人民检察院发现刑事立案主体工作人员在刑事立案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时，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进行纠正后，对方仍然拒不改正的，人民检察院有权依照监督处罚程序，建议刑事立案主体停止其职务活动，由刑事立案主体另派办案人员，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在纠正违法过程中，认为需要给予违法责任人员行政处罚时，有权提出行政处罚意见书，刑事立案主体接到意见书后，应当对违法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处罚，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人民检察院。
（二）刑事侦查监督。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0条将刑事侦查监督定义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0条将对侦查监督的对象扩展到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刑事侦查监督相对刑事立案监督，其规定更加笼统，导致对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非常乏力，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侦查监督的对象不全，如立案监督一样，拥有刑事侦查权的机关没有全部列入监督范围。
二是侦查监督的客体过窄，法律只是规定侦查活动合法性为客体，而没有明确将审查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
三是侦查监督的措施软弱无力，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将检察机关所提纠正意见和执行检察机关所作决定的情况通知检察机关，而未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拒不纠正违法，或者拒不执行检察机关所作决定的法律后果。
四是未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引导、指挥侦查权。具体表现为：法律未赋予检察机关在自行侦查、补充侦查时有调动公安机关的刑警协助侦查的权力；法律未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随时调阅案件材料权和随时亲临现场监督权；法律未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命令知道案情的刑警出庭作证权。
五是一些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侦查监督方式还没有在立法上予以确认，如提前介入的一些可行性做法。
针对我国目前侦查监督机制的缺陷，强化侦查监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借鉴国外"警检一体化"的侦查监督经验，在立法作如下完善：其一，改适时介入为侦查活动介入，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引导侦查机关合法取证。其二，赋予检察机关对于适用延期拘留、捕后改变强制措施的审查决定权和非诉讼处理审查权。其三，明确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在侦查监督中的法律强制力，以保证侦查监督的实施效果。其四，对基于集体回避、严重不作为、严重违法等情况，赋予检察机关代位侦查权。
（三）刑事审判监督。刑事审判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合法性以及裁判结果的正确性进行的法律监督。按照法律规定，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参加法庭审判、庭外调查、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审阅案卷、受理申诉等方式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刑事审判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刑事审判监督的事后性制约了监督效力的发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部委1998年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1条、第360条和第394条也规定，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对法庭审理中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情况，只是记明笔录，发现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监督的事后性决定了监督是被动的、弥补性的法律监督，不能及时和有效地制止和纠正法院的违法审判活动。
二是刑事审判监督缺位，空区多。刑事审判监督应贯穿刑事审判的全过程涵盖各个环节。不仅应包括对一审审判活动的监督，而且包括对二审、再审活动及死刑复核活动的监督；不仅应包括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监督，而且包括对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进行监督；不仅应包括对庭审活动监督，而且包括对庭外活动监督；不仅应包括对判决、裁定的监督，也应包括对决定的监督。 而现行法律对刑事审判监督的规定空区很多：没有将人民法院的第一审程序的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对上诉引起的二审案件、对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引起的再审案件以及对死刑复核程序案件的监督纳入监督范围；没有将法院作出的决定列入监督范围等。
三是监督手段缺乏刚性，只是一种弹性监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4条规定对法院或审判人员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但如果法院对检察机关发出的纠正违法意见，既不提出异议，也不执行，检察机关也只能无可奈何，被监督者的行为没有因检察机关的监督而扭转到法律规定的轨道上来，检察监督失去了其应有效力。
因此，针对刑事审判监督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强化刑事审判监督，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立法当属必要。其一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3条将《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限制解释为人民检察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的规定，恢复原《刑事诉讼法》第112条对庭审活动可当庭提出的规定，并构建相应的程序内监督体制。程序内监督是对裁判权监督和制约最适于采用的方式，是解决现存矛盾的一个建设性思路。 改变现有庭审后监督的现状，将检察监督贯穿审判诉讼程序之中。其二补充和修改刑事审判监督的有关规定，将第一审程序的自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对上诉引起的二审案件、对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引起的再审案件以及对死刑复核程序案件的监督以及法院作出的决定纳入监督范围。其三强化监督措施，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监督权力。如在庭审中发现审判可能造成国家或公民个人合法利益损害的，有权责令中止审判，要求重新进行审判活动；赋予检察机关再审检察建议的强制性，积极通过个案再审检察建议，督促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赋予检察机关监督警告权和提请惩戒权；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等。
（四）刑罚执行监督。刑罚执行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执行机关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 包括刑事判决、裁定执行和变更执行。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法律监督的最后环节，它对刑事裁判能否完整、科学、规范的执行起到终结性、实现性的保障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立法及相关制度的不健全防碍了刑罚执行监督效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罚执行监督的范围过窄。《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因此，刑罚执行监督的范围应包括所有刑罚执行活动。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只有对监禁刑、生命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督落实的比较好，对管制、徒刑缓期执行、财产刑和驱逐出境没有很好的进行监督。
二是刑罚执行监督的法律规定简单、原则，实践中难以操作。除《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检察机关对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的概括性规定外，《刑事诉讼法》中只有4条提到刑罚执行监督问题，分别是对死刑临场监督、监外执行决定的监督、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和受理执行中申诉的规定，而没有对监督对象如何实施监督进行详细规定。
三是当前检察机关对刑事判决、裁定变更执行的监督，只能在接到有关机关决定或者裁定书之后，才能对认为不正确的决定或者裁定提出书面意见。由于是事后监督，检察机关即使提出纠正意见，也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
四是监督措施只是临场监督、提出书面意见和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受理申诉，手段单一，缺乏刚性。
因此保证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落到实处，建议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立法完善和制度建设：其一针对非监禁刑和财产刑的执行，公安机关或法院执行是否合法，法律没有落实人民检察院如何监督的现状，法律有必要规定执行机关执行这类刑罚或者变更执行措施时，应当随时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有权根据申诉或者自行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这样，可以减少和防止执行中发生违法问题，确保裁判正确实施。其二对刑事判决、裁定变更执行的监督，为保证监督权落到实处，保证检察机关能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有必要补充规定：凡是执行机关认为依法应当适用任何一种变更执行的措施时，均应将建议书提交人民检察院审查，不论两者意见是否一致，必须同时将建议书和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一并报送有权决定的机关。这样有助于建议机关及时撤回不当建议，并有利于提高有决定权的机关所作决定或者裁定的正确率，防止不应有的放纵犯罪，保证这些法定措施公正适用；法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随时了解各类刑罚的执行情况和向执行机关提出适当变更执行的建议权，从而提高执行机关及时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的力度。其三强化检察机关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执行效力，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纠正违法的刑罚执行机关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纠正违法，且及时将纠正情况向检察机关通报。
（五）刑事赔偿监督。刑事赔偿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赔偿义务机关或刑事赔偿最终决定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目前检察机关对刑事赔偿的监督基本处在空白状态。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复议制的刑事赔偿程序，规定最终的赔偿决定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缺少必要的监督。这种把公正性寄托在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上的体制，必然使人们对刑事赔偿公正性产生怀疑。在国家赔偿法颁布后，检法两家都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但司法解释的力量难以动摇法律的根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23条，"赔偿委员会决定生效后赔偿委员会如发现原认定的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必须改变原决定的，经本院院长决定或上级人民法院指令，赔偿委员会应当重新审理，依法作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工作规则》第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对不服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的申诉决定提审。这两条规定解决了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所作赔偿决定进行内部监督的问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36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如果认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赔偿决定确有错误，可以向作出赔偿决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确有错误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建议。"这条规定无疑为解决存有争议的赔偿决定提供了一条途经，同时也体现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赔偿监督作用的虚弱，无法弥补刑事赔偿程序上的缺陷。现在立法机关正在酝酿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笔者建议在新法刑事赔偿程序中确立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地位。可以作如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赔偿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提出确有错误的事实和理由，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重新审理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重新审理，作出决定。
2. 纪检委和检察局依照《党纪处分条理》第七十七条、第四十一条和《行政监察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内容。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四十一条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格等其他利益，应当由承办案件的纪检机关或者由其上级纪检机关建议有关组织、部门、单位按规定予以纠正。
对于依照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处理的党员，经调查确属其实施违纪行为获得的利益，依照本条规定处理。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个人违反规定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三）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四）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五）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行为的。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亲友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兼职或者兼职取酬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行政监察法》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一）违反行政纪律，依法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 （二）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依法应当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对前款第（一）项所列情形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人事管理权限和处理程序的规定办理。
依照《党纪处分条理》第七十七条、第四十一条和《行政监察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内容，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缴或者责令退赔 。而没收当事人财产明显不当，也是错误的。因为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没收财产是一种财产刑，是适用于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的刑罚方法。
3. 到检察院退赃款与不退赃款区别
区别如下:
1、在刑事方面，假如不退，就不会考虑嫌疑人具有悔过表现，判决不会从轻。在民事方面，假如是刑附民，法官可以判决民事裁决要求限期退，若非刑附民，被害人也可以民事诉讼要求下达民事裁决。
2、法院判决结果不同。
向检察院退赃，检察院起诉书中一般会表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院从轻量刑。对于退赃、退赔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退赃、退赔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能弥补的程度，退赃、退赔的数额及主动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全部退赃、退赔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在法庭审理环节，检察机关重点查明赃款去向、罪犯狱内消费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对未退赃、未执行财产刑的罪犯进行法庭教育，告知其利害关系；对于拒不履行的，建议法庭不予裁定减刑、假释或限制减刑。
(3)财产刑检察监督扩展阅读
《20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其中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第七十八条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4. 如何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审判监督新格局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今天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刑事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之一。要深入贯彻刑事诉讼法,强化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和死刑复核的监督,更好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
曹建明从五个方面对全面加强刑事检察监督作出部署。
一要强化刑事立案监督。完善线索发现和监督纠正机制,善于通过审查案件、受理当事人控告申诉以及从新闻媒体报道中及时发现监督线索,坚决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建设、规范运行信息共享平台。
二要强化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切实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坚决核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强化冤错案件源头预防。会同公安等部门,推进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建议改革,完善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以刑事拘留监督为切入点,建立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制度,加强对刑拘未报捕、未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监督。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总结推广山西等地试点经验,探索在主城区、城乡接合部、刑事案件高发区域公安派出所设立驻所检察室(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市县公安局设立检察室。推广“广东经验”,建立统一的侦查活动监督平台。探索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模式,建立从监督线索受理、立案、调查核实、实施监督、跟踪反馈、复议复核到结案的完整流程。
三要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充分发挥抗诉的刚性监督作用,综合运用检察建议等手段,把监督纠正个案与监督纠正普遍性问题结合起来,坚决纠正定罪不当、量刑严重失衡、审判程序违法等问题。探索建立法院裁判改变起诉指控事实、罪名的案件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制度,认真落实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机制。完善对法院指令异地再审案件监督机制。
四要持续强化刑事执行检察监督。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监管场所安全大检查。深入推进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建立刑罚交付执行监督长效机制。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建立纠防久押不决案件长效机制。推进减刑、假释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持续强化对刑罚变更执行监督。深入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强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执行监督和强制医疗执行监督。
五要进一步强化死刑复核法律监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办案指导,既充分发挥刑罚威慑作用,又准确把握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政策。认真落实刑事诉讼法要求,办理死刑复核监督案件时,除对案件核准或不核准死刑的结论与理由提出意见外,还要注重对侦查取证、诉讼程序中的问题,以及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等工作提出意见,保障死刑适用的公正、统一。
5. 检查院执行监督权是什么意思
1、事前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9条明确规定，移送执行的案件一般有这样几种类型： (1)人民法院制作的民事制裁决定书，包括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罚款决定书和民事制裁决定书； (2)人民法院制作的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 (3)人民法院制作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等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的财产刑案件都应属人民法院主动执行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这几类案件人民法院的相关庭室是否移将案件送执行部门执行、立案庭是否立案、执行部门是否进入执行程序进行监督，即立案监督。对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不予执行裁定，人民检察院认为该裁定违法法律规定，有权提出检察建议。涉及到重大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人民法院在采取执行措施前，人民检察院可以作为国家资产所有人的代表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执行异议。
2、事中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采取的执行财产调查行为、强制执行行为、执行过程中各种裁定、决定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并有权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对于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而不执行、消极执行、拒绝执行、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的，可以督促人民法院执行；对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群体性的案件、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以及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案件，可以主动派员到执行现场监督；对人民法院采取的执行措施危机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应当提出执行异议；人民检察院发现执行依据确有错误的，在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之前，可以建议法院暂缓执行；人民检察院列席人民法院执行专题会议时，应该发表检察建议。
3、事后监督。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某些终结执行裁定有错误的，或者认为应当执行回转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对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消极执行、怠于执行、违法执行给国家、集体、个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徇私枉法，利用职位便利，贪污、收受贿赂的；工作严重失职，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人民检察院应依法监督，追究其纪律、刑事责任。
6. 财产刑检察阶段性报告
财产刑没有减刑之说。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
7. 如何完善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
结合刑罚执行监督的实践经验，完善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机制，重点是要完善发现财产刑执行违法机制、纠正财产刑执行违法机制以及财产刑执行监督保障机制。
（一）拓宽监督信息渠道，建立健全发现财产刑执行违法机制
1．应当掌握全部财产刑判决信息，实现财产刑判决信息共享。掌握财产刑判决信息是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基础。从长远看，建议省级院监所检察部门在辖区内建立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数据库。目前，全国的绝大多数被判处监禁刑的罪犯是在本省（区、市）范围内跨市、县异地服刑。而财产刑的执行法院是一审法院即基层法院，与基层法院对应的基层人民检察院履行财产刑监督职责，但是检察院不掌握在监狱服刑罪犯的财产刑执行情况。因此，必须建立全省（区、市）的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数据库，做到全省（区、市）一盘棋，三级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能够实现所有罪犯财产刑判决与执行信息共享。首先，监所检察部门需要掌握法院刑事裁判文书中财产刑的判决情况。可以从本院案件管理部门或者公诉部门获取所有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筛查出有财产刑的裁判，并将财产刑判决信息输入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数据库；其次，监所检察部门也可以与法院刑事审判庭协商建立涉及财产刑的裁判文书副本抄送监所检察部门机制，将财产刑判决信息数据输入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数据库。
2．应当扩展和疏通财产刑执行信息来源。掌握财产刑执行信息是发现法院执行违法情形的前提。监所检察部门应当主动与法院刑事审判庭、执行局加强联系，建立财产刑执行信息通报检察院制度。一是与执行法院即第一审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建立联系机制，了解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前罪犯是否履行财产刑，部分履行还是全部履行完毕；二是与法院执行局建立联系机制，了解罪犯是否履行财产刑，部分履行还是全部履行完毕，是否裁定中止执行或者终结执行。然后，将这些信息录入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数据库；三是监所检察部门及派驻监狱检察室应当加强与监狱的协调配合，掌握监狱罪犯财产刑执行情况，将有关信息录入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数据库。通过上述三个途径建立的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数据库要实现全省（区、市）联网，实现全省（区、市）三级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的信息共享。在掌握财产刑判决信息和法院执行信息的基础上，监所检察部门可以从中发现法院财产刑执行活动中是否有应当执行而不执行，财产刑判决生效后未在十日以内送达一审法院执行局，没收财产刑未在判决生效后立即立案执行，罚金刑未在判决规定期满后立案执行，没有执行完毕的案件不再跟踪执行，主刑执行完毕后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没有继续执行（追缴），裁定中止执行、终止执行或者减免罚金不当，罚没的财物未及时上缴国库等执行违法情形。
3．建立罪犯原判决地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与罪犯服刑地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工作联系机制。罪犯原生效判决地的检察院是财产刑执行监督的主体，因此，罪犯服刑地检察院的监所检察部门应当配合原判决地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做好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例如，原判决地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可以委托罪犯服刑地的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调查了解罪犯有无财产刑履行能力，并将有关信息反馈原判决地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
4．建立检察机关主动介入法院财产刑执行活动制度。刑罚执行监督应当是全程、动态的监督，既包括事前、事中监督，也包括事后监督。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关键是事前和事中监督，特别是对法院执行财产刑时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采取同步介入式监督更能够及时发现违法问题，如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是否恰当，采取强制性措施过程中是否存在侵犯被执行人家属以及其他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等情形。由于强制执行措施具有短暂性和即时性的特点，如果在执行完毕后再进行事后监督，则很难发现违法问题，即使发现违法后再提出纠正意见，有的也难以纠正，从而影响监督效果。
5．建立执行违法调查制度。调查是发现违法的必要手段。在财产刑执行监督中，检察机关完全有权采取调查措施，如查阅执行案卷和相关法律文书、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核实有关证据，调查被执行人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调查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具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
（二）完善财产刑执行监督方法，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监督纠正违法及检察建议机制
1．健全纠正违法机制。纠正违法是刑罚执行监督的主要监督手段。首先，应当规范财产刑执行监督中的纠正违法这一监督方式，对于什么情况下采取口头纠正、什么情况下采取书面纠正方式应当予以明确。如可以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在财产刑执行过程中有轻微违法情况的，可以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发现严重违法情况，或者在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后人民法院七日内未予纠正且不说明理由的，应当及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其次，应当建立健全被监督单位对纠正违法意见的复议、复核程序和督促纠正制度；再次，应当增强纠正违法意见的强制执行力，明确法院拒不执行纠正违法意见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纪律责任，监所检察部门有权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纪律处分的建议权。
2．建立健全检察建议机制。一是监所检察部门可以采取检察建议方式，建议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局及监狱将服刑罪犯财产刑履行情况与罪犯的减刑、假释适当联系起来，督促罪犯履行财产刑。对于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财产刑的，作为罪犯没有悔改表现的证据之一，建议监狱不予以提请减刑、假释，或者根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减刑、假释、减少减刑幅度或者从严掌握的检察建议。但是，在实践中一定要防止和纠正有的地方搞一刀切的做法，即对没有履行财产刑的罪犯完全不予以减刑、假释。二是建立建议更换执行人制度。如果检察机关发现法院执行人员在财产刑执行过程中，与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案件有利害关系，需要回避而未回避的，可以建议法院更换执行人。三是建立建议法院暂缓执行或者执行回转制度。如发现强制执行可能错误或者造成其他不可挽回损失的，可以建议法院暂缓执行；发现错误执行他人财产的，应当建议法院执行回转。
3．充分利用查办财产刑执行中的职务犯罪这一监督手段。在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容易发生法院执行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索取或者收受贿赂、贪污挪用执行款物等职务犯罪。监所检察部门享有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对于财产刑执行活动中的职务犯罪进行立案查处，能够起到查处一案、震动一片、预防一段时间的效果。
（三）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监督保障机制
1．完善财产刑执行监督人财物保障机制。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规则》对监所检察部门新增了很多职责，但是，由于检察机关人员编制有限，加之很多地方检察院不重视监所检察工作，监所检察部门人少质弱与工作任务重的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必须增加人员编制。建议在县级院和市级院，应当指定专门检察人员负责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
2．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监督机构。目前，从高检院到基层院监所检察部门，均没有设置专门的财产刑执行监督处、科、室等机构，高检院监所检察厅将财产刑执行监督作为广义上的监外执行检察内容由监外执行检察处负责，各省、市、县级院监所检察部门基本上也没有专门的机构。监所检察部门的职责是刑事执行检察，监所检察与实际职责名实不符。鉴于这种情况，个别基层院已探索将监所检察科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局，下设综合检察科、看守所检察科和社区矫正检察科。笔者赞同这种做法，同时由刑事执行检察局下设的综合检察科负责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是比较合理的，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设立财产刑执行检察科。
3．完善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技术保障机制。在检察人员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进行财产刑执行监督，以便提高监督效率。如建立全省联网的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数据库，实现三级院监所检察部门财产刑执行监督信息共享，自动检索分析，会大大提高监督效率，增强监督效果。
8. 如何规范刑事案件财产部分的执行
刑事判决中的财产部分，是指刑事生效裁判书中有关在案扣押款、物的处理，对罪犯判处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和对罪犯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等内容。其中，在案扣押款、物的处理，由于生效判决书中已有明确、详细的表述，实践当中只要严格按照生效判决书去执行，一般不存在难以执行的问题。关键是在对罪犯判处的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和对罪犯的非法所得予以追加的执行中，存在着执行程序如何规范以及执行难的问题。
在罚金刑的执行实践当中，对于主观恶性小，罪行较轻的罪犯，只单处罚金的执行比较容易，一般罪犯都能缴纳。但对于一些主观恶性深，且犯罪时就属于无业人员，靠犯罪所得苟且偷生的，如并处罚金刑，执行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
罪犯要服刑，生效判决确定的缴纳罚金的日期一般都是在罪犯刑满释放后的一定期限内。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类刑事案件应在判决生效后移送执行还是在法定缴纳罚金期限届满后移送执行？如在法定缴纳罚金期限届满后移送，应由哪个部门移送？判处罚金刑案件的移送和执行又由谁来监督？这些都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判决生效后移送，就存在刑事案件执行是否可以中止的问题，而且刑事案件执行可以中止并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放松对罚金刑的执行，就会造成判处罚金刑是空判的结局，影响了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更让罪犯在经济上钻了空子，起不到从经济上予以制裁的作用。没收财产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判决继续追缴罪犯非法所得的执行，还存在审执脱节的问题。如在赃款的去向问题上，审判人员对此情况比较了解，且通过阅卷掌握了部分证据，但在移送执行时却很少向执行部门提供相关的说明和证据，使追缴工作难度很大。在不了解具体案情的情况下，只能执行罪犯的个人财产。这又走入了与执行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相同的困境，因为罪犯的个人财产是有现的，且审判和执行前都对其财产采取任何扣押、查封措施，造成其个人财产隐匿、流失。
笔者认为，针对当前执行工作中重民轻刑的现象，有必要加大刑事案件中财产刑的执行力度，建立健全一些相应的制度，才能切实提高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和追缴的执结率。
为加大财产刑和追缴的执行力度，一是要完善罚金刑执行的立案制度。按罪犯判处的主刑刑期分类立案，移送执行时罪犯已77释放的，由执行人员按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罚金刑；罪犯没有释放的中止执行后，按释放日期由执行部门内勤统一存放，并与劳改场所保持联系，以了解罪犯减刑、假释的情况，及时恢复执行财产刑。对于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只能在判决生效后，执行其现有的财产。
二是要建立财产保全制度。在案件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应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进行调查，记录在案，并开列清单。有可能的话，将其个人的财产暂行扣押，防止其或其他人员利用各种手段将财产转移、隐匿。对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的财产状况及扣押款、物，在移送执行时应一并移送执行人员。
三是要发挥全社会综合治理的优势。首先，要建立个人信用和财产申报制度，实行金融实名制，现在个人储蓄已经实行了实名制，但是要做到杜绝利用储蓄洗钱和把犯罪所得存入银行，还要尽量减少现金的流通，增加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其次，委托罪犯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执行罚金行和没收财产刑，直接上缴国库。但此种方法还有待于立法上的完善。罪犯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最了解罪犯释放后的情况，同时还有当地居（村）委会的配合和支持。罪犯释放后，应到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籍登记手续，所以最先知道罪犯被释放的应是当地派出所，由罪犯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执行财产刑更经济、更及时、更有效。
四是要建立财产执行的监督机制。刑事法律文书生效后，应立即将相关的财产刑的执行的材料移送执行。对刑事生效判决中财产刑的执行，除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外，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及上级人民法院应定期对刑事案件卷宗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未移送执行的，应以错案对待，以减少判处财产刑实际上成为空判的现象。
五是完善刑事案件执行的立法。增加让被执行人服劳役的执行方法，使那些身体好但暂时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人以在一定场所服劳役的方式偿还，使法律的严肃性得以体现，使国家与当事人的合法财产免受损失。(作者单位：江西鄱阳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