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南年报
1. 有谁知道天津交通的发展史
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治交通史的学者历经艰 苦的耕耘,也取得了丰饶的收获。
一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 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 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 ”、“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 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 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
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 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 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 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 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 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 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 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经跨过粗略笼统进行历史总结的“概说”的阶段,治交通史的学者已经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交通历史发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断代研究和分区研究,即取某一时间阶段或空间范围为限定对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综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础。
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 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其 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 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 “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 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 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7.“飞狐(E114°35′·N39°35 ′)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 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 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 今盘龙江。”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 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 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 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他如长安太原道、洛 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 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 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 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唐代交 通图考》第1册,第3—5页)。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 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此书 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甚至某处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廖伯源:《严耕 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年6月)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研究的 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的对比,称作“一个难以相像的奇迹”,以其 丰厚的学术内涵,誉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采用,有“竭泽而渔”的称誉。作 者曾经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 、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但是即使如此,严耕望依然诚恳地表示,“ 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唐代交通 图考》第1册,第2—3页)
中国交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属于拓荒阶段,因而学者的辩议, 新论的琢磨,都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这样堪称20世纪中国交 通史研究之丰碑的学术名著,因多种原因,其中也不无瑕疵。而关于作者本人对其中某 些结论受到批评时所表示的态度,又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严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大陆学者对其 中若干论点曾提出商榷意见。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 道和驿馆=(《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西北历史研 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驿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 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辑)等论文都对严耕望的有关结论提出异议。由 于当时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条件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受到限制。
据刘健明回忆,1995年9月,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6届年会,蓝勇提交的论文涉 及对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的评论。论文“肯定《图考》为中 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图考》认为 唐代牛尾驿是今永川长江边的水驿,但蓝勇认为是深处今永川内腹邮亭铺的一陆驿;2. 《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金牛道税人场在今剑阁县南,但蓝勇认为应在广元市南剑阁 县北的石洞沟与大朝间;3.《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开边县在今宜宾县安边乡,蓝勇 认为应在今云南水富县治大滩附近;4.《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红崖, 而在白崖,蓝勇认为在今弥渡坝子(又称红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红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图考》认为秦汉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门道和清 溪道,蓝勇认为明代以来乌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蓝勇因有机会遍游中国西南部, 他的论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而提出的。蓝勇的论文在最后还提出严耕望从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种:1.“长期以来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不畅,双 方多处于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特别是港台学者往往对大陆学者的已有成果不够了解, 尤其是对大陆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在严耕望对唐代西南交通论著中几乎 没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很长一 段时间内港台学者不可能深入内地进行大量的徒步实地考察,这也是港台历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原因。”3.“由于条件限制,严耕望主要参考的地图为美国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报馆中国分省地图》、《国防研究院地图》、《 黎明公司中华民国全图》,这些地图不论是从比例尺大小、地名陈旧程度,还是标绘的 繁简程度和准确程度来说都是与50年代以来大陆编绘的各种地图存在差距,这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蓝勇:《<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 区>品评=,《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刘健明将蓝勇的论文寄交严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写道:“蓝的评语多能中 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 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 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 已。海外与大陆国内隔绝,能看到国内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 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 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 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 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 夫,那是最好。”这是严耕望致刘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录者以为“信件异常珍贵”( 刘健明:《笔耕室受教记》,《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 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中国交通 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
断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还有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货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学界影响相当大的全汉升的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 ,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作者因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当时漕运对于经济的意义,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镛《隋唐时 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运》(中华书局,1995年)等学术专著,也都对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政治权 力的重要支撑的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关漕运的研究有较为集中的成果, 体现出对这种交通形式的历史作用的特殊重视。
如严耕望所说,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有的中国交通史研 究专著则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经济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较重视交通的文化作用,这 样研究角度,或许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区域交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蓝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 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书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条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条件。杨著汇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区、西藏、新疆、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交通史研究的收获,进行了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只是论述各 地区古代交通的部分,内容比较简略。
上述中国交通史研究专著中,陈小平、蓝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 料相结合,又借助实地考察的收获完成的。
二
以上说到的学术专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 的。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已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这样的专著具有坚实 深厚的学术根基。回顾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一学科分支的基本构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学内涵的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建立的。
在20世纪史学学术史上留有姓名的历史学学者,许多都曾经关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 进步,发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论著。例如,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长春真人 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经1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 辩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车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车与骑》等篇,岑仲勉《<西域 传>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顾 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黄文弼《两 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论古水 道与交通》(《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释古长 江下游之交通》(《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历史的考察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吴晗《传·过 所·路引的历史》(《中国建设》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 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 纣行程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刘敦愿《试论古代黄 淮下游之与江汉地区间的交通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等,都是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名作。这些论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内容涉及交通史,甚至关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课题;有些论著发 表较早,后来因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进步,若干论点显得陈旧,但是在当时却曾 经对这一学科分支的进步发生过不宜忽视的影响。
于省吾曾经讨论殷墟卜辞中“+[外辶内至]”字的意义,以为 驲为后起的代字。”(《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79页)《说文·马部》:“驲,传也。”卜 辞中所见乘+[外辶内至]而行的文字,说明殷代已经出现以传递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驲传制度(《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均以礼制道义为释,只有朱熹在《诗集 传》中解释为“大路”、“大道”。不过,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视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级列位和道德准则解说“周行”、“周道”的说法占据上风,对古代交通建设有所肯 定的朱说几被淹没。顾颉刚曾经在《周道与周行》一文中推扬朱熹之说,并且有进一步 的论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杨升南的论文《说“周行”“周道— —西周时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进一步明确 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义,又以金文资料以为新证,指出“周道”应是由 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一种道路的专称。杨文又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 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对于“周道”的特点及其设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联书店,1963年),陈盘《春秋列国的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关于春秋时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 路交通初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于战国陆路交通 形势的概况进行了总结。
对于汉代交通研究有开创作用,于中国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经典意义的劳干题为《论汉 代之陆运与水运》的著名论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从陆 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汉代交通的历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对河济文化之区势成居高临下,农艺之民艰于守御,有国者不得不悉其国力以防胡虏之 南侵。于是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而西北之区遂为国家首善。然以 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 。”“今于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国家之完整,供给 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 。其间不能不有所轻重。”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是就交通论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有关“海运”乃至“海事”之轻重的分析,甚至关系到我们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观课题。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历程中成就特别突出的历史 时期。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论文,还有吕思勉《汉代亭传之制》(《学林》第4 辑,1941年2月),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毓棠《汉代的 交通》(《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95年),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 直《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陈沅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严耕望《唐代国内交 通与都市》(《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会学 院学报》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论文(注:除上文提到的论文外 ,又有《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陕古道 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问题 》、《论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东驿馆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王文楚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两京驿路考》、《西安洛阳间 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唐代洛阳至襄州》、《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唐 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 考》(中华书局,1996年)。)、辛德勇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东渭桥记>碑读后=,《 唐长安都亭驿考辨》、《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 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都对唐代 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
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邹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等论文,说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点。
元代驿传制度的发达久已受到重视。当时驿传系统联系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李 梦瑛《“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与站赤 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陈得芝、施一揆 《“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国藩《元王 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大陆杂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陈得芝《元岭北行 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辽阳 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论文。罗哲文《元 代“运筏图”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讨了当时水运的具体形式。研究元代水 运的论文,还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袁国藩《元初河 漕转变之研究》(《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论述明清时期交通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政治季刊》第4 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 册,1958年),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 对大运河的治理》(《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 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 报》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运组织管理的消极面进行分析,揭露了当时交通制度的弊端 。
对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边地交通、少数民族政权交通,也有一些学者瞩目,发表过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国瑜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
2. 海南省澄迈县有南仙农场南仙村吗
一定要选择旅游团队:三亚进出,尽量不要选择海口进出,因为,海南,三亚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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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帮忙说一下中国交通百年发展史
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治交通史的学者历经艰 苦的耕耘,也取得了丰饶的收获。
一
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 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 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 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 ”、“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 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 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 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
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 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 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 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 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
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 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 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 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 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 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 ,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 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反映交通史研究 已经跨过粗略笼统进行历史总结的“概说”的阶段,治交通史的学者已经注重以更深入 的研究力求较为精确地描述交通历史发展的全景。
交通史的断代研究和分区研究,即取某一时间阶段或空间范围为限定对象的交通史研 究,是综合的交通史研究的基础。
作为交通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严耕望自谓“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的巨制《唐代 交通图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1985年),堪称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其 成就在于以所论证的若干史实,描绘出了唐代交通的完整图景,其中多有极其重要的发 现,然而又绝不仅仅是罗列有关交通的史料而已,对于交通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的关系亦有透彻的论述。
《唐代交通图考》是规模与价值均有空前之意义的交通史巨著。严耕望总结其研究所 获超出事先所能相像者,列举10例:1.“如松潘高原,向视为荒芜绝境,人迹罕到;乃 其实,自汉末至南北朝以来,岷岭、松潘草原即为西北河湟青海地区南通长江流域之一 要道。”2.“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湟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 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前人皆蒙然莫辨。经此详考,当时唐蕃兵争 之形势,使臣商贸之进出,皆得按图指证。”3.“凉州(近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 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其西所谓河 西走廊,远通西域。其道虽早有经营,但前人于此仍多茫然,岑仲勉云‘汉唐在玉门以 西未见驿传之记载。’(注: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 )此非一人之见也。乃其实,唐代驿传之推行远达安西(今库车)、北庭(今孚远)以西诸 属国,唐代史志与唐人诗篇累累可考。而近代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瓜州常乐( 今安西县西)西通沙州(今敦煌)有南北两道,及北通伊州(今哈密)大碛道,馆驿名称里 距皆一一详明;西州(今吐鲁番东七十里阿斯塔那南五里E89°40′·N42°50′)东西道 上馆驿名称可知者亦数逾十五,且北朝已置驿,不始于唐。”4.“长安北通河上三驿道 ,分达灵(今灵武南)、丰(今狼山、晏江间约N41°·E107°41′—50′)、胜(今托克托 西黄河南十二连城E111°·N40°13′)三州,丰州驿使通传长安不过四日余,亦近中古 驿传快捷之能事。而河上重镇之天德军(约E109°·N41°之西北,进乌梁素海东北水滨 ),其地望久不能详,近亦准确知之。且贾耽所记天德军东通云中(今归绥、托克托间) 之塞外道,为自古用兵之要,后人无能明之者,亦得据今图,考故事,一一证之。”5. “唐与回纥邦交常睦,有丰州高阙(今狼山口E107°25′·N41°20′,或石兰计口E107 °30′·N40°20′)、甘州居延海(约E103°30′·N42°30′)、庭州特罗堡子(今北塔 山南,约E90°30′·N45°稍南地区)三道相通。此三道今虽不能详,但大要途程可晓 。且回纥入唐先取鸊鹈泉入高阙至丰州,南下灵、夏(今白城子E108°50′·N38 °),后避吐蕃之逼,使臣商旅乃由高阙东行绕经天德、振武(今归绥、呼和浩特),取 太原入长安,迂回千余里,是亦非研究者所能相像。”6.“东北边塞,居庸(今关)、古 北(今古北口)、卢龙(东晋至唐道出青陉,盖今青山口E118°35′·N40°25′)、渝关( 今山海关)四道并出,而取途不详,今得历历指证。”7.“飞狐(E114°35′·N39°35 ′)之险,久著史册,而关隘之要,因时代而转移,中古北魏前期,尤为入塞第一要道 ,南北通使,君主南巡,皆所取途,朔代之雁门反居其次,此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 意义,非一般读史者所能相像得之。”8.“剑南边区,诸道并出,而通南诏之青溪、石 门两道为著,此《蛮书》已著录者,前人考研,颇失粗疏,今皆详为比证,事乃大明。 ”9.“云南通安南交州之陆道,前人论者多家,皆以今红河线当之;实则取叶榆河谷, 今盘龙江。”以上所说,都是边区交通形势,关于内地交通,又有10.“长安、洛阳为 西东两都,交通至繁,沿途馆驿相次,榆柳荫翳,轩骑翩翩,铃铎应和,固唐代之第一 大驿道也。以云途程,必谓大抵与今陇海路相当,而实不然。自崤山以东,南取永宁( 今洛宁东北、三乡镇西北),东循洛水,与今道异,与汉以渑池、新安道为主者亦异。 而两都间计程八百余里,置驿三十四五,今考其名号尚十得八九。他如长安太原道、洛 阳太原道、蓝田武关道、骆谷道、褒斜道、金牛道、荆襄道、太行东麓走廓道等,馆驿 名称亦颇有可考者。凡此馆驿多出于诗人之吟咏,而可考位其今地,亦出相像之外也。 ”严耕望还写道:“此外如褒斜、阴平诸道之名实,洛南三关、太行八陉之通塞,黄河 关津之建置,永济通渠之流程,三峡水运之兴盛,大堤商贸之繁荣,渤海海运之发达, 河套、代北水运之绩效,以及东南沿海海运之萌芽,诸如此类殆难尽列。”(《唐代交 通图考》第1册,第3—5页)。
《唐代交通图考》是20世纪中国交通史研究的最突出成果,也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称羡 的学术成就,就对于以后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影响而言,也成为学者公认的典范。“此书 已出版之五册,每册有若干篇,每篇研究一交通路线或一地区之交通路线。不但研究驿 道,次要之道路亦在研究之列。”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文中详考道路之里程、沿途地 理形势、物产、所经过之城市、乡村、关隘、桥梁、驿站、寺庙等,甚至某处路旁有一 奇特之大树,亦根据资料描述。并附论与该道路有关之历史事件。”(廖伯源:《严耕 望传》,《国史拟传》第7辑,1998年6月)对于这部前后历时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研究的 最终成果,学界以其工作条件和工作质量的对比,称作“一个难以相像的奇迹”,以其 丰厚的学术内涵,誉为“传之久远的大著作”(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敬悼严耕望学长》,《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 )。《唐代交通图考》的著述,对于有关资料的发掘采用,有“竭泽而渔”的称誉。作 者曾经自认为此书是其“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诸凡正史、通鉴、政书 、地书、别史、杂史、诗文、碑刻、佛藏、科技、杂著、类纂诸书,及考古资料,凡涉 及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但是即使如此,严耕望依然诚恳地表示,“ 然问题不得其解者仍甚多,学术求精,固无际涯!如有同好,盼共商榷。”(《唐代交通 图考》第1册,第2—3页)
中国交通史是一门新兴的学问,许多方面的研究尚属于拓荒阶段,因而学者的辩议, 新论的琢磨,都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这样堪称20世纪中国交 通史研究之丰碑的学术名著,因多种原因,其中也不无瑕疵。而关于作者本人对其中某 些结论受到批评时所表示的态度,又更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严耕望的一些研究成果在《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大陆学者对其 中若干论点曾提出商榷意见。如李之勤《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与唐代长安城附近的驿 道和驿馆=(《西北历史资料》1984年第1期)、知勤、肖珍《唐代傥骆道上的几个驿馆 》《(《人文杂志》1984年第4期)、《唐代蓝武道上的七盘岭与韩公堆》(《西北历史研 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唐敬宗宝历年间裴度重修的斜谷道及其所置 驿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3期),以及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 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4辑)等论文都对严耕望的有关结论提出异议。由 于当时两岸学者学术交流条件方面的原因,学术对话受到限制。
据刘健明回忆,1995年9月,中国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6届年会,蓝勇提交的论文涉 及对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的评论。论文“肯定《图考》为中 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1.《唐代交通图考》认为 唐代牛尾驿是今永川长江边的水驿,但蓝勇认为是深处今永川内腹邮亭铺的一陆驿;2. 《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金牛道税人场在今剑阁县南,但蓝勇认为应在广元市南剑阁 县北的石洞沟与大朝间;3.《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开边县在今宜宾县安边乡,蓝勇 认为应在今云南水富县治大滩附近;4.《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唐代白崖城不在今红崖, 而在白崖,蓝勇认为在今弥渡坝子(又称红崖平原,即明代的白崖),白崖包括红崖平原 和白崖西北;5.《唐代交通图考》认为秦汉至今,四川通云南的主要通道是石门道和清 溪道,蓝勇认为明代以来乌撤入蜀道的地位更重要。蓝勇因有机会遍游中国西南部, 他的论据主要是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结合而提出的。蓝勇的论文在最后还提出严耕望从 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不利因素有如下3种:1.“长期以来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流不畅,双 方多处于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特别是港台学者往往对大陆学者的已有成果不够了解, 尤其是对大陆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在严耕望对唐代西南交通论著中几乎 没有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2.“由于交流条件的限制,很长一 段时间内港台学者不可能深入内地进行大量的徒步实地考察,这也是港台历史地理研究 多停留于纸上谈兵的原因。”3.“由于条件限制,严耕望主要参考的地图为美国Operat ional Naviqation Chart H-ll、《申报馆中国分省地图》、《国防研究院地图》、《 黎明公司中华民国全图》,这些地图不论是从比例尺大小、地名陈旧程度,还是标绘的 繁简程度和准确程度来说都是与50年代以来大陆编绘的各种地图存在差距,这也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其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蓝勇:《<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 区>品评=,《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刘健明将蓝勇的论文寄交严耕望后,不久就收到回信。其中写道:“蓝的评语多能中 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 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 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 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 已。海外与大陆国内隔绝,能看到国内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 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 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这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 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 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 夫,那是最好。”这是严耕望致刘健明的最后一封信,引录者以为“信件异常珍贵”( 刘健明:《笔耕室受教记》,《充实而有光辉——严耕望纪念集》,(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7年),知道信中内容的学者,无疑都会心生同感。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会对待学 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正确态度,体味到一种健康亲和的学术空气,也可以看到中国交通 史研究学者相互继承,代有推进的学术形势。
断代交通史研究的成果,还有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 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陶希圣《唐代之交通 》((台北)食货出版社,1969年)等。
在交通史学界影响相当大的全汉升的名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 ,以交通对于经济的作用作为论述的主线。作者因宋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被看作 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当时漕运对于经济的意义,受到了充分的肯定。潘镛《隋唐时 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文治《清代漕 运》(中华书局,1995年)等学术专著,也都对交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乃至政治权 力的重要支撑的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究。有关漕运的研究有较为集中的成果, 体现出对这种交通形式的历史作用的特殊重视。
如严耕望所说,交通现象往往“寓有经济、历史、地理之意义”。有的中国交通史研 究专著则并不局限于交通于经济和政治的作用的研究,而比较重视交通的文化作用,这 样研究角度,或许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区域交通史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蓝勇 《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 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 997年)等,都值得重视。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交通史研究成果,杨聪编著《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交通运输史略》(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一书具有值得肯定的价值。在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区,往往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在特殊的交通条件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特殊 的文化条件。杨著汇集了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南部彝族地区、西藏、新疆、青海、 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区交通史研究的收获,进行了有开拓意义的工作,只是论述各 地区古代交通的部分,内容比较简略。
上述中国交通史研究专著中,陈小平、蓝勇、王子今的成果,是以文献资料和考古资 料相结合,又借助实地考察的收获完成的。
二
以上说到的学术专著,有些是以若干篇凝聚多年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作为阶段性成果 的。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出版前已有数十篇专题论文发表,这样的专著具有坚实 深厚的学术根基。回顾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一学科分支的基本构架,是 以一些具有厚重的科学内涵的重要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建立的。
在20世纪史学学术史上留有姓名的历史学学者,许多都曾经关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 进步,发表过中国交通史研究的论著。例如,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长春真人 西游记校注》(《王国维遗书》经1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 辩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 》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的 《车服》、《塞路》、《徐福》、《禁巫祠道中》、《车与骑》等篇,岑仲勉《<西域 传>各国去长安及去都护里距表=(《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顾 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7月),黄文弼《两 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蒙文通《论古水 道与交通》(《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第2卷第3期,1934年6月、10月)、《释古长 江下游之交通》(《图书集刊》第5期,1943年12月),周谷城《西北交通之历史的考察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1期,1945年6月),郑天挺《历史上的入滇通道》(《旅行杂 志》第17卷第3期,1943年3月,收入《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吴晗《传·过 所·路引的历史》(《中国建设》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 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于省吾《武王伐 纣行程考》(《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1、2、3合期,1937年4月),刘敦愿《试论古代黄 淮下游之与江汉地区间的交通关系》(《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等,都是中国交通史研究的名作。这些论著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有些并不是直接以交通 史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内容涉及交通史,甚至关系到交通史的重大课题;有些论著发 表较早,后来因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进步,若干论点显得陈旧,但是在当时却曾 经对这一学科分支的进步发生过不宜忽视的影响。
于省吾曾经讨论殷墟卜辞中“+[外辶内至]”字的意义,以为 驲为后起的代字。”(《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279页)《说文·马部》:“驲,传也。”卜 辞中所见乘+[外辶内至]而行的文字,说明殷代已经出现以传递信息为主要职能的驲传制度(《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驲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第2期)。
先秦典籍中所见“周行”“周道”,传统经学均以礼制道义为释,只有朱熹在《诗集 传》中解释为“大路”、“大道”。不过,在予政治文化以特殊重视的文化背景下,以 等级列位和道德准则解说“周行”、“周道”的说法占据上风,对古代交通建设有所肯 定的朱说几被淹没。顾颉刚曾经在《周道与周行》一文中推扬朱熹之说,并且有进一步 的论证(《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杨升南的论文《说“周行”“周道— —西周时期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第2辑,1984年8月)进一步明确 了“周行”、“周道”于交通史的意义,又以金文资料以为新证,指出“周道”应是由 周王室修筑,通往各地,联系各诸侯国的一种道路的专称。杨文又考定了当时由王室中 心地区通向各诸侯国的几条主要道路的大概走向,并且对于“周道”的特点及其设施也 有所探索。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收入《河山集 》,三联书店,1963年),陈盘《春秋列国的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第37本,1967年),是关于春秋时期交通史研究的力作。卢云《战国时期主要陆 路交通初探》(《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对于战国陆路交通 形势的概况进行了总结。
对于汉代交通研究有开创作用,于中国交通史研究也具有经典意义的劳干题为《论汉 代之陆运与水运》的著名论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从陆 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两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汉代交通的历史成就。作者指出,“西北高原 对河济文化之区势成居高临下,农艺之民艰于守御,有国者不得不悉其国力以防胡虏之 南侵。于是邦国之政事与军备皆北重于南,陆重于海;而西北之区遂为国家首善。然以 民族发展之方位言之,则经济发展之趋向在南而不在北,国防发展之趋向在北而不在南 。”“今于汉世水陆交通略述其大要,以见汉朝帝国虽赖陆运以维持国家之完整,供给 国防之军资,而缘海之地则海运常重于陆运。汉人非不明海事,徒以陆上危机大于缘海 。其间不能不有所轻重。”这样的论述,已经不是就交通论交通,而涉及了交通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社会文化作用。有关“海运”乃至“海事”之轻重的分析,甚至关系到我们 民族文化方向的宏观课题。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历程中成就特别突出的历史 时期。研究秦汉时期交通史的著名的论文,还有吕思勉《汉代亭传之制》(《学林》第4 辑,1941年2月),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第2卷第9、10 期,1943年10月),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 ,1944年1月,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孙毓棠《汉代的 交通》(《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卷第1期,1944年6月,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95年),武伯纶《秦汉车制杂议》(《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陈 直《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居延汉简综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等。
陈沅远《唐代驿制考》(《史学年报》第1卷第5期,1933年8月),严耕望《唐代国内交 通与都市》(《大陆杂志》第8卷第4期,1954年2月),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会学 院学报》第4卷第1期,1977年7月),以及李之勤的系列论文(注:除上文提到的论文外 ,又有《傥骆古道的发展特点具体走向和沿途要地》、《唐代的文川道》、《川陕古道 中的青泥路和白水路》、《蓝田县的两个石门与唐长安附近蓝武道北段的水陆联运问题 》、《论唐代的上津道》、《唐代河东驿馆考》等,均收入《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王文楚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两京驿路考》、《西安洛阳间 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唐代洛阳至襄州》、《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唐 代太原至长安驿路考》、《唐代洛阳至魏州幽州驿路考》等,均收入《古代交通地理丛 考》(中华书局,1996年)。)、辛德勇的系列论文(注:如《唐<东渭桥记>碑读后=,《 唐长安都亭驿考辨》、《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 交通》等,均收入《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都对唐代 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
王夔强《宋代交通制度考略》(《安雅》第1卷第4、8、12期,1935年5月至1936年5月) ,魏重庆《两宋时代之交通事业》(《正风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6年7月),邹逸麟 《宋代惠民河考》(《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5期),王文楚《宋东京至辽南京驿路考 》(《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等论文,说明了宋代交通的一些特点。
元代驿传制度的发达久已受到重视。当时驿传系统联系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李 梦瑛《“站”与“站赤”》(《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6期,1936年11月)、《元站与站赤 考释》(《东方杂志》第40卷第9期,1944年5月),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 ,1962年),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陈得芝、施一揆 《“关于元代的驿传”一文的资料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袁国藩《元王 恽驿赴上都行程考释》(《大陆杂志》第34卷第12期,1967年6月),陈得芝《元岭北行 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期,1977年7月),郭毅生《元代辽阳 省驿道考略》(《北方论丛》1980年第2、4期)等,都是有重要价值的论文。罗哲文《元 代“运筏图”考》(《文物》1962年第10期),探讨了当时水运的具体形式。研究元代水 运的论文,还有张蓉初《元代大都粮食的运输》(《中山文化季刊》第2卷第1期,1945 年6月),赖家度《元代的河漕和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袁国藩《元初河 漕转变之研究》(《大陆杂志》第27卷第4期,1963年8月)等。
论述明清时期交通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政治季刊》第4 卷第3期,1940年10月),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 册,1958年),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朱玲玲《明代 对大运河的治理》(《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杨杭军《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 之弊及其影响》(《中州学刊》1998年第1期)和陈峰《略论清代的漕弊》(《西北大学学 报》1998年第4期)等就清漕运组织管理的消极面进行分析,揭露了当时交通制度的弊端 。
对于以往少有人注意的边地交通、少数民族政权交通,也有一些学者瞩目,发表过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如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史学集 刊》第5期,1947年12月,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国瑜 《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思
5. 318高铁走不走西张村镇白草大队的庄上村
三门峡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介于东经110°21′42〃至112°01′24〃;北纬33°31′24〃至35°05′48〃之间。东北接洛阳市新安县、东临洛阳市宜阳县和洛宁县;东南邻壤洛阳市栾川县;南同南阳市西峡县为邻;西南与陕西省商洛地区洛南县、丹凤县、商南县相连;西和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共界;北隔黄河和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平陆县、垣曲县相望。
行政区划
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三门峡市辖1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全市共有12个街道、27个镇、35个乡。
三门峡市 面积10475平方千米,人口220万(2003年)。
湖滨区 面积 164平方千米,人口28万人。邮政编码472000。
义马市 面积 112平方千米,人口16万人。邮政编码472300。
灵宝市 面积3011平方千米,人口72万人。邮政编码472500。区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渑池县 面积1421平方千米,人口33万人。邮政编码4724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陕 县 面积1763平方千米,人口34万人。邮政编码472100。县人民政府驻大营镇。
卢氏县 面积4004平方千米,人口37万人。邮政编码4722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 此处面积、人口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5)》,人口截止2003年底。 *
历史沿革
1986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三门峡市升为地级市,原洛阳地区的渑池、陕县、灵宝、卢氏4县划归三门峡市管辖。义马市由三门峡市代管。
1990年,全市共设93个居民委员会。1992年,为适应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形势,三门峡市内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驻地在陕州城遗址;开发区管委会下辖向阳、后川、南关、三里桥、韩庄等5个村民委员会。
1993年5月,报经国务院批准,灵宝县撤县设市。
2000年底,三门峡市共设76个乡(镇)、10个街道办事处,1347个村民委员会、152个居民委员会,11204个村民小组。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三门峡市总人口2177428人; 湖滨区 288746 渑池县 328947 陕县 343863 卢氏县 356431 义马市 136543 灵宝市 722890 (按当年行政区划;单位:人)
2005年,乡镇区划调整:11月4日,三门峡市召开深化和完善乡镇机构改革工作座谈会,撤并乡镇和乡镇机构改革工作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三门峡市全市原辖76个乡镇,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撤并乡镇工作实施意见的精神,全市净撤乡镇12个,改设街道办事处2个,撤并后全市乡镇总数为62个。渑池县:撤销池底乡并入陈村乡,撤销西村乡并入果园乡,撤销笃忠乡并入天池镇,撤销西阳乡并入仰韶乡。湖滨区:撤销崖底乡并入交口乡,撤销会兴镇并入磁钟乡。义马市:撤销千秋镇、常村镇,改设街道办事处2个。陕县撤销大延洼乡并入观音堂镇,撤销柴洼乡并入王家后乡,撤销东凡乡并入菜园乡,撤销宜村乡并入西张村镇。灵宝市撤销东村乡并入寺河乡,撤销程村乡并入阳平镇。会议要求,撤并乡镇工作要在11月20日基本结束,乡镇机构改革工作要在12月20日基本结束。
三门峡的名字来自于一个远古的传说,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为了疏导黄河洪水,用神斧在现在三门峡大坝的地方,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从此滔滔黄河水向东流去,黎民百姓得以免受水灾之苦,三门峡因此而得名。
三门峡市东西横距153公里,南北宽132公里,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处于秦岭山脉东延与伏牛山、熊耳山、崤山交汇地带,平均海拔高度在300至1500米之间,山区面积5750平方公里,丘陵面积3777平方公里,川原面积969平方公里,分别占总面积的54.8%、36%和9.2%。
三门峡市交通便利。欧亚大陆桥——陇海铁路横穿2市(义马市、灵宝市)1区(湖滨区)2县(渑池县、陕县);郑(州)潼(关)公路(310国道之一部)平行铁路横亘东西;呼(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北(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路(209国道)穿过湖滨区、陕县、灵宝市和卢氏县;南(渑池县南村)阎(洛阳市嵩县阎庄)国防公路纵贯渑池县。黄河三门峡公路大桥与山西省相连。
中共三门峡市委、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市人大、市政协机关驻地湖滨区,位于文明路南、崤山路北、上阳路西、六峰路东之间,东距河南省人民政府驻地郑州市246公里(铁路营运里程)。
三门峡市 1957年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建设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管辖陕县、渑池县、卢氏县、灵宝市、义马市、湖滨区等三县两市一区。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总人口215万。
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三门峡市以崭新的姿态矗立在豫西边陲,被誉为镶嵌在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三门峡市位于河南西部边缘,豫、陕、晋三省交界处,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在五、六十万年以前,这里就留下了华夏祖先的足迹,五、六千年前就有较大的氏族部落,约在公元前21-前11世纪,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周属虢国,秦国时置三川郡,汉武帝时置弘农郡,北魏置陕州后一直延
续至明、清。建市后一直是豫、陕、晋三省交界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三门峡市交通便利,陇海铁路横贯东西,310和209两条国家公路干线纵横交汇,黄河水运直达潼关,洛阳至灵宝高速公路已经全线开通,县(市)区之间公路相通连接成网,通讯设施先进,联络便利。
三门峡市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已发现矿藏57种,占河南省的60%;已探明有开采价值的34种,已开发利用的27种,其中黄(黄金)、白(铝)、黑(煤炭)是三大优势矿产资源。黄金储量、产量均居全国第二位,铝土矿、煤、锌、锑、硫铁矿、玻璃石英砂岩、铸型用砂、砷等17种矿为全省之冠;钼、铀、铅、银、磷、压电水晶、熔炼水晶、石墨等9种矿居全省第二位。这些矿藏不仅储量大、品位高、质量好,而且分布相对集中、覆盖浅、易开采,共生、伴生矿产多,益于综合开发利用,可谓河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贵金属和能源开发基地。 三门峡市土特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分布广,历史悠久。以灵宝为主的苹果驰名中外,灵宝大枣久负盛名;渑池仰韶杏全国独有,牛心柿饼为古代贡品;卢氏的木耳、蘑菇、猴头、核桃、板栗、山楂、猕猴桃等在全国享在盛誉,山区有“天然中药库”和“一步三药”之称;崤山烟叶连续十年在全国质量评比中获奖,有“代云烟”的美誉。 1986年三门峡升格为地级市以来,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目前已形成了以能源、冶金、建材、化工、医药和农副产品加工六大支柱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格局,商业贸易十分活跃,农、林、果、烟、牧各业发展迅速。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44.3亿元,财政收入6.75亿元。 三门峡市区坐落于黄河之滨,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城市建设经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大大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各项服务功能明显增强。目前市区建成面积已有24.4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23.58万人。
三门峡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华夏的古老文明,祖国的今朝胜迹,南疆的湖光山色,北国的壮丽河山,在这里巧妙地结合与展现。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车马坑群、荆山轩辕黄帝陵、战国时代的秦赵会盟台、老子著《道德经》处函谷关、中国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的宝轮寺塔;还有八路军渑池兵站旧址、豫西窑洞民俗旅游点、三面环水的黄河游览区、风景名胜亚武山、陕县甘山森林公园、避署胜地温泉风景区、屹立于滔滔黄河中的中流砥柱、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坝。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如烂漫的山花遍及城乡。 主要旅游线路黄河游,开辟于1986年4月,至今已举办过七届国际黄河旅游节。“黄河之旅”线路已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14条旅游专线之一,推向国际市场。旅游季节,乘船游览在碧波荡漾的黄河之中,既可观赏“黄河落天走东海”的磅礴气势和沿岸的乡土风光,又可感受船行柳梢、鱼跃水面的神话境界。 游黄河,览胜景,五州并肩共振兴;开三门,迎宾朋,四海携手共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三门峡已与国内15个城市及日本的北上市、澳大利亚的墨累桥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已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三门峡正以奋发进取的姿态迎接二十一世纪。
三门峡大坝风景区
三门峡大坝距市区14公里,属国家3A级旅游区。是建国后我国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1957年4月13日开工兴建,1960年10月大坝建成蓄水。主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长713.2米,最大坝高106米;副坝为钢筋混凝土心墙土坝,长144米,最大坝高24米。 主、副坝总长为857.2米。电站厂房为坝后式,全长223.88米,宽26.2米,可安装8台发电机组,现有7台机组,发电量40万千瓦,为低水头径流发电。三门峡大坝工程之大,气魄之雄,当时在我国首屈一指,也为世界瞩目。以后,工程又进行改建,库区淤积大为减轻,进出库泥沙基本平衡,实现了防洪、防凌、灌溉和发电、供水等综合效益。并可控制黄河流域面积的91.5%。仅发电一项,截至1986年已全部收回国家对这项工程的投资。由于三门峡大坝的缘故, 每年10月至次年6月库区正常蓄水时,黄河便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湖泊,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从三门峡大坝至山西芮城大禹渡100公里间,碧波粼粼,一望无际,似天池银河。两岸青山绿树,延绵不断,山光水色,相映如画的春秋两季,野鸭成群,大雁结队,珍贵的白天鹅飞翔在蓝天碧水之间。游人在这里荡舟扬帆,船行柳梢,胜似江南。 而每年的6月至10月,大坝泄洪放水,怒涛翻卷,峡谷轰鸣,水花飞溅,彩虹凌空,蔚为壮观。站在三门峡大坝上可饱览“不尽黄河滚滚来”的雄伟气势。
1986年元月,三门峡市升格为省辖市,下辖湖滨区、义马市、渑池县、陕县、灵宝市、卢氏县6县(市)区。1991至2000年10年间境域基本未变化。
1992年,为适应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形势,三门峡市内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驻地在陕州城遗址。开发区管委会下辖向阳、后川、南关、三里桥、韩庄等5个村民委员会。
1993年5月,报经国务院批准,灵宝县撤县设市。灵宝市辖城关、豫灵、故县、尹庄、阳平、朱阳、焦村、函谷关、大王、阳店、川口、苏村、五亩、寺河、东村、西闫、程村17个乡(镇),433个村民委员会,11个居民委员会,行政区域与设市前的县相同,未调整变更。
2000年底,三门峡市共设76个乡(镇),10个街道办事处,1347个村民委员会、152个居民委员会,11204个村民小组。1991至2000年间,行政区划变更如下:
一 湖滨区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会兴乡撤乡设镇。会兴镇辖会兴、上村、槐树洼、建房、山前、山后、新兴、王官、马家坡、东坡10个村民委员会、46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二 义马市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千秋乡撤乡设镇。千秋镇辖付村、梁沟、石门、郭庄、二十里铺、三十里铺、马岭、礼召、裴村、千秋10个村民委员会、97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7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常村乡撤乡设镇。常村镇辖常村、苗元、石佛、郭庄、湾子、义马、南河、河口、程村、马庄10个村民委员会、79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9年,经三门峡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义马市泰山路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下辖移民一、移民二、移民三、移民四、河东、桥头6个居民委员会。
三 渑池县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张村乡撤乡设镇。张村镇辖张村、漏泉、庵北、荆村、杜家、苏秦村、河南庄、桑树坪、曹窑、三化沟、高桥11个村民委员会和1个“张村镇”居民委员会,114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9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洪阳乡、天池乡撤乡设镇。洪阳镇辖上庄、石盆、德厚、北沟、雷沟、上洪阳、东洪阳、刘村、柳庄、崤店、堡后、义昌、吴庄、胡坑、赵窑15个村民委员会、121个村民小组;天池镇辖西天池、东天池、东杨村、芮沟、水泉洼、下马筵、堡南、杨大池、马沟、东坡头、陶村、宋沟12个村民委员会、129个村民小组;二镇行政区域均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四 陕 县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大营乡撤乡设镇。大营镇辖大营、黄村、南曲沃、五原、峪里、寺古洼、兀家洼、温塘、吕家崖、辛店、城村、官庄12个村民委员会、252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西张村乡撤乡设镇。西张村镇辖张一、张二、张三、张四、陈村、赵村、水淆、石原、辛庄、凡村、庙上、沟南、坡头、窑院、窑店、反上、庙洼、寺下、白草湾、涧里、涧西、人马、前关、后关、沟东、西阳26个村民委员会、221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陕县人民政府从三门峡市区迁至陕县大营镇温塘村。
五 灵宝市
1993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焦村乡撤乡设镇。焦村镇辖焦村、东村、史村、杨家、赵家、乡观、辛庄、纪家庄、李家坪、沟东、西章、坪村、卯屯、东册、西册、秦村、常卯、万渡、塔底、巴娄、贝子原、南上、马村、罗家、东仓、乔沟、武家山、尚庄、张家山、李家山、水泉原、姚家城、王家嘴、滑里、南安头、柴原36个村民委员会310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4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大王乡、阳店乡、北坡头乡撤乡设镇。大王镇辖新店、冯佐、偏沟、李家寨、北朝、重王、王原崤、董家、贺村、王和、韩家、沟北、干店、东南朝、西南朝、吉家湾、焦家岭、西路井、北路井、沙坡、梨园、神窝、西王、王帝、闫家坪、老城、后地、大王、北营、南营、北村、佛湾、南阳、小北村、风沟35个村民委员会298个村民小组;阳店镇辖寨原、马新、马家寨、羊角寨、西水头、东水头、小河、崤底、官庄原、南家洼、布张、阳店、李曲、方家河、下村、杜家沟、观头、上坡头、下坡头、中河、南河、下南、下北、栾村、南宋、下庄、南卿、胡家原、朱家窝、庙头、胭脂岭、柿子园、岘山、库泉沟、王家崖、晓坞底、纸窝、东岭38个村民委员会283个村民小组。函谷关镇(北坡头乡撤乡改镇时更名为函谷关)辖岸底、墙底、梁村、北坡头、西留、五垛、马家寨、梨湾园、稠桑、雷家沟、孟村、店头、坡寨、西寨、东寨、白家寨6个村民委员会158个村民小组。大王、阳店、函谷关镇行政区域均与设镇前相同,未调整变更。
六 卢氏县
1994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杜关乡撤乡设镇。杜关镇辖杜关、康家湾、窑峪、梁家坡、民湾、马院、骆家池、北沟、显众、南盘、十字路、郑家湾、郭家、刘家、龙王庙、桑树沟、荆彰、草店、北王、 尧头、刘双、石峪22个村民委员会162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五里川乡、官道口乡撤乡设镇。五里川镇辖古墓窑、王坪、南峪沟、马连、前村、董耀沟、五里川、河南、路沟、南岗子、北阳坡、李子坪、雷家坪、瓦穴子、仓房、温口、马耳岩、煤沟、青石沟19个村民委员会、172个村民小组;官道口辖岭南、秋凉河、百家房、江槽、官道口、永渡、寨上、耿家庄、金架沟、耿家、新坪、庄科、三官庙、郭埝、磨石、大岭头、车家岭、杨眉河、黑牛19个村民委员会、186个村民小组。五里川、官道口二镇行政区域均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6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官坡乡、朱阳关乡撤乡设镇。官坡镇辖官坡、蔡家沟、庙台、竹园、白花、沟口、丰庄、育林、碾道、大块地、沙沟、火焰沟、兰车、兰草、兰西、安坪、火神庙17个村民委员会247个村民小组;朱阳镇辖朱阳关、岭东、穆庄、至庄、王店沟、王店、涧北沟、槐村、杜店、黄家营、漂池、樟子沟、河南13个村民委员会,121个村民小组。官坡、朱阳关二镇行政区域均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2000年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范里乡撤乡设镇。范里镇辖范里、新庄、涧底、留村、骨垛沟、骨垛、杨家岔、苗村、车寨、南苏、涧东、大原、庙子、前窑、大峪、阳平、南沟、柳泉、三门、干沟窑、王窑、秋树岭、三门岭、白王沟、碾子沟、马跑泉、小岭壕、何窑、后岭、阳坡根、东道沟、刘家岭、王湾、里铺、冯家岭、南庄、庙坪、西庄、楼房、孟窑、清涧、柏坡、察家骨、东岭、窑上、关道46个村民委员会,367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三门峡市城镇人口迅猛上升。为便于实施城镇管理,全市居民委员会由1990年的93个增加至2000年底的152个,增设59个。
6. 三门峡有什么地方名吃吗土特产呢
楼上的两个你们累不累啊,一楼的还靠不靠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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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
三门峡市位于河南省西部,介于东经110°21′42〃至112°01′24〃;北纬33°31′24〃至35°05′48〃之间。东北接洛阳市新安县、东临洛阳市宜阳县和洛宁县;东南邻壤洛阳市栾川县;南同南阳市西峡县为邻;西南与陕西省商洛地区洛南县、丹凤县、商南县相连;西和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共界;北隔黄河和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平陆县、垣曲县相望。
行政区划
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三门峡市辖1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全市共有12个街道、27个镇、35个乡。
三门峡市 面积10475平方千米,人口220万(2003年)。
湖滨区 面积 164平方千米,人口28万人。邮政编码472000。
义马市 面积 112平方千米,人口16万人。邮政编码472300。
灵宝市 面积3011平方千米,人口72万人。邮政编码472500。区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渑池县 面积1421平方千米,人口33万人。邮政编码4724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陕 县 面积1763平方千米,人口34万人。邮政编码472100。县人民政府驻大营镇。
卢氏县 面积4004平方千米,人口37万人。邮政编码472200。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 此处面积、人口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5)》,人口截止2003年底。 *
历史沿革
1986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三门峡市升为地级市,原洛阳地区的渑池、陕县、灵宝、卢氏4县划归三门峡市管辖。义马市由三门峡市代管。
1990年,全市共设93个居民委员会。1992年,为适应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形势,三门峡市内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驻地在陕州城遗址;开发区管委会下辖向阳、后川、南关、三里桥、韩庄等5个村民委员会。
1993年5月,报经国务院批准,灵宝县撤县设市。
2000年底,三门峡市共设76个乡(镇)、10个街道办事处,1347个村民委员会、152个居民委员会,11204个村民小组。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三门峡市总人口2177428人; 湖滨区 288746 渑池县 328947 陕县 343863 卢氏县 356431 义马市 136543 灵宝市 722890 (按当年行政区划;单位:人)
2005年,乡镇区划调整:11月4日,三门峡市召开深化和完善乡镇机构改革工作座谈会,撤并乡镇和乡镇机构改革工作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三门峡市全市原辖76个乡镇,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撤并乡镇工作实施意见的精神,全市净撤乡镇12个,改设街道办事处2个,撤并后全市乡镇总数为62个。渑池县:撤销池底乡并入陈村乡,撤销西村乡并入果园乡,撤销笃忠乡并入天池镇,撤销西阳乡并入仰韶乡。湖滨区:撤销崖底乡并入交口乡,撤销会兴镇并入磁钟乡。义马市:撤销千秋镇、常村镇,改设街道办事处2个。陕县撤销大延洼乡并入观音堂镇,撤销柴洼乡并入王家后乡,撤销东凡乡并入菜园乡,撤销宜村乡并入西张村镇。灵宝市撤销东村乡并入寺河乡,撤销程村乡并入阳平镇。会议要求,撤并乡镇工作要在11月20日基本结束,乡镇机构改革工作要在12月20日基本结束。
三门峡的名字来自于一个远古的传说,相传大禹治水的时候,为了疏导黄河洪水,用神斧在现在三门峡大坝的地方,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从此滔滔黄河水向东流去,黎民百姓得以免受水灾之苦,三门峡因此而得名。
三门峡市东西横距153公里,南北宽132公里,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处于秦岭山脉东延与伏牛山、熊耳山、崤山交汇地带,平均海拔高度在300至1500米之间,山区面积5750平方公里,丘陵面积3777平方公里,川原面积969平方公里,分别占总面积的54.8%、36%和9.2%。
三门峡市交通便利。欧亚大陆桥——陇海铁路横穿2市(义马市、灵宝市)1区(湖滨区)2县(渑池县、陕县);郑(州)潼(关)公路(310国道之一部)平行铁路横亘东西;呼(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北(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公路(209国道)穿过湖滨区、陕县、灵宝市和卢氏县;南(渑池县南村)阎(洛阳市嵩县阎庄)国防公路纵贯渑池县。黄河三门峡公路大桥与山西省相连。
中共三门峡市委、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市人大、市政协机关驻地湖滨区,位于文明路南、崤山路北、上阳路西、六峰路东之间,东距河南省人民政府驻地郑州市246公里(铁路营运里程)。
三门峡市 1957年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建设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管辖陕县、渑池县、卢氏县、灵宝市、义马市、湖滨区等三县两市一区。总面积10496平方公里,总人口215万。
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三门峡市以崭新的姿态矗立在豫西边陲,被誉为镶嵌在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三门峡市位于河南西部边缘,豫、陕、晋三省交界处,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远在五、六十万年以前,这里就留下了华夏祖先的足迹,五、六千年前就有较大的氏族部落,约在公元前21-前11世纪,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西周属虢国,秦国时置三川郡,汉武帝时置弘农郡,北魏置陕州后一直延
续至明、清。建市后一直是豫、陕、晋三省交界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三门峡市交通便利,陇海铁路横贯东西,310和209两条国家公路干线纵横交汇,黄河水运直达潼关,洛阳至灵宝高速公路已经全线开通,县(市)区之间公路相通连接成网,通讯设施先进,联络便利。
三门峡市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已发现矿藏57种,占河南省的60%;已探明有开采价值的34种,已开发利用的27种,其中黄(黄金)、白(铝)、黑(煤炭)是三大优势矿产资源。黄金储量、产量均居全国第二位,铝土矿、煤、锌、锑、硫铁矿、玻璃石英砂岩、铸型用砂、砷等17种矿为全省之冠;钼、铀、铅、银、磷、压电水晶、熔炼水晶、石墨等9种矿居全省第二位。这些矿藏不仅储量大、品位高、质量好,而且分布相对集中、覆盖浅、易开采,共生、伴生矿产多,益于综合开发利用,可谓河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贵金属和能源开发基地。 三门峡市土特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分布广,历史悠久。以灵宝为主的苹果驰名中外,灵宝大枣久负盛名;渑池仰韶杏全国独有,牛心柿饼为古代贡品;卢氏的木耳、蘑菇、猴头、核桃、板栗、山楂、猕猴桃等在全国享在盛誉,山区有“天然中药库”和“一步三药”之称;崤山烟叶连续十年在全国质量评比中获奖,有“代云烟”的美誉。 1986年三门峡升格为地级市以来,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目前已形成了以能源、冶金、建材、化工、医药和农副产品加工六大支柱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格局,商业贸易十分活跃,农、林、果、烟、牧各业发展迅速。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44.3亿元,财政收入6.75亿元。 三门峡市区坐落于黄河之滨,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城市建设经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大大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各项服务功能明显增强。目前市区建成面积已有24.4平方公里,市区人口达到23.58万人。
三门峡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华夏的古老文明,祖国的今朝胜迹,南疆的湖光山色,北国的壮丽河山,在这里巧妙地结合与展现。有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车马坑群、荆山轩辕黄帝陵、战国时代的秦赵会盟台、老子著《道德经》处函谷关、中国古代四大回音建筑之一的宝轮寺塔;还有八路军渑池兵站旧址、豫西窑洞民俗旅游点、三面环水的黄河游览区、风景名胜亚武山、陕县甘山森林公园、避署胜地温泉风景区、屹立于滔滔黄河中的中流砥柱、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坝。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如烂漫的山花遍及城乡。 主要旅游线路黄河游,开辟于1986年4月,至今已举办过七届国际黄河旅游节。“黄河之旅”线路已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14条旅游专线之一,推向国际市场。旅游季节,乘船游览在碧波荡漾的黄河之中,既可观赏“黄河落天走东海”的磅礴气势和沿岸的乡土风光,又可感受船行柳梢、鱼跃水面的神话境界。 游黄河,览胜景,五州并肩共振兴;开三门,迎宾朋,四海携手共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三门峡已与国内15个城市及日本的北上市、澳大利亚的墨累桥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已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三门峡正以奋发进取的姿态迎接二十一世纪。
三门峡大坝风景区
三门峡大坝距市区14公里,属国家3A级旅游区。是建国后我国在黄河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1957年4月13日开工兴建,1960年10月大坝建成蓄水。主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长713.2米,最大坝高106米;副坝为钢筋混凝土心墙土坝,长144米,最大坝高24米。 主、副坝总长为857.2米。电站厂房为坝后式,全长223.88米,宽26.2米,可安装8台发电机组,现有7台机组,发电量40万千瓦,为低水头径流发电。三门峡大坝工程之大,气魄之雄,当时在我国首屈一指,也为世界瞩目。以后,工程又进行改建,库区淤积大为减轻,进出库泥沙基本平衡,实现了防洪、防凌、灌溉和发电、供水等综合效益。并可控制黄河流域面积的91.5%。仅发电一项,截至1986年已全部收回国家对这项工程的投资。由于三门峡大坝的缘故, 每年10月至次年6月库区正常蓄水时,黄河便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湖泊,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从三门峡大坝至山西芮城大禹渡100公里间,碧波粼粼,一望无际,似天池银河。两岸青山绿树,延绵不断,山光水色,相映如画的春秋两季,野鸭成群,大雁结队,珍贵的白天鹅飞翔在蓝天碧水之间。游人在这里荡舟扬帆,船行柳梢,胜似江南。 而每年的6月至10月,大坝泄洪放水,怒涛翻卷,峡谷轰鸣,水花飞溅,彩虹凌空,蔚为壮观。站在三门峡大坝上可饱览“不尽黄河滚滚来”的雄伟气势。
1986年元月,三门峡市升格为省辖市,下辖湖滨区、义马市、渑池县、陕县、灵宝市、卢氏县6县(市)区。1991至2000年10年间境域基本未变化。
1992年,为适应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形势,三门峡市内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驻地在陕州城遗址。开发区管委会下辖向阳、后川、南关、三里桥、韩庄等5个村民委员会。
1993年5月,报经国务院批准,灵宝县撤县设市。灵宝市辖城关、豫灵、故县、尹庄、阳平、朱阳、焦村、函谷关、大王、阳店、川口、苏村、五亩、寺河、东村、西闫、程村17个乡(镇),433个村民委员会,11个居民委员会,行政区域与设市前的县相同,未调整变更。
2000年底,三门峡市共设76个乡(镇),10个街道办事处,1347个村民委员会、152个居民委员会,11204个村民小组。1991至2000年间,行政区划变更如下:
一 湖滨区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会兴乡撤乡设镇。会兴镇辖会兴、上村、槐树洼、建房、山前、山后、新兴、王官、马家坡、东坡10个村民委员会、46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二 义马市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千秋乡撤乡设镇。千秋镇辖付村、梁沟、石门、郭庄、二十里铺、三十里铺、马岭、礼召、裴村、千秋10个村民委员会、97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7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常村乡撤乡设镇。常村镇辖常村、苗元、石佛、郭庄、湾子、义马、南河、河口、程村、马庄10个村民委员会、79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9年,经三门峡市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义马市泰山路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下辖移民一、移民二、移民三、移民四、河东、桥头6个居民委员会。
三 渑池县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张村乡撤乡设镇。张村镇辖张村、漏泉、庵北、荆村、杜家、苏秦村、河南庄、桑树坪、曹窑、三化沟、高桥11个村民委员会和1个“张村镇”居民委员会,114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9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洪阳乡、天池乡撤乡设镇。洪阳镇辖上庄、石盆、德厚、北沟、雷沟、上洪阳、东洪阳、刘村、柳庄、崤店、堡后、义昌、吴庄、胡坑、赵窑15个村民委员会、121个村民小组;天池镇辖西天池、东天池、东杨村、芮沟、水泉洼、下马筵、堡南、杨大池、马沟、东坡头、陶村、宋沟12个村民委员会、129个村民小组;二镇行政区域均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四 陕 县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大营乡撤乡设镇。大营镇辖大营、黄村、南曲沃、五原、峪里、寺古洼、兀家洼、温塘、吕家崖、辛店、城村、官庄12个村民委员会、252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西张村乡撤乡设镇。西张村镇辖张一、张二、张三、张四、陈村、赵村、水淆、石原、辛庄、凡村、庙上、沟南、坡头、窑院、窑店、反上、庙洼、寺下、白草湾、涧里、涧西、人马、前关、后关、沟东、西阳26个村民委员会、221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陕县人民政府从三门峡市区迁至陕县大营镇温塘村。
五 灵宝市
1993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焦村乡撤乡设镇。焦村镇辖焦村、东村、史村、杨家、赵家、乡观、辛庄、纪家庄、李家坪、沟东、西章、坪村、卯屯、东册、西册、秦村、常卯、万渡、塔底、巴娄、贝子原、南上、马村、罗家、东仓、乔沟、武家山、尚庄、张家山、李家山、水泉原、姚家城、王家嘴、滑里、南安头、柴原36个村民委员会310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4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大王乡、阳店乡、北坡头乡撤乡设镇。大王镇辖新店、冯佐、偏沟、李家寨、北朝、重王、王原崤、董家、贺村、王和、韩家、沟北、干店、东南朝、西南朝、吉家湾、焦家岭、西路井、北路井、沙坡、梨园、神窝、西王、王帝、闫家坪、老城、后地、大王、北营、南营、北村、佛湾、南阳、小北村、风沟35个村民委员会298个村民小组;阳店镇辖寨原、马新、马家寨、羊角寨、西水头、东水头、小河、崤底、官庄原、南家洼、布张、阳店、李曲、方家河、下村、杜家沟、观头、上坡头、下坡头、中河、南河、下南、下北、栾村、南宋、下庄、南卿、胡家原、朱家窝、庙头、胭脂岭、柿子园、岘山、库泉沟、王家崖、晓坞底、纸窝、东岭38个村民委员会283个村民小组。函谷关镇(北坡头乡撤乡改镇时更名为函谷关)辖岸底、墙底、梁村、北坡头、西留、五垛、马家寨、梨湾园、稠桑、雷家沟、孟村、店头、坡寨、西寨、东寨、白家寨6个村民委员会158个村民小组。大王、阳店、函谷关镇行政区域均与设镇前相同,未调整变更。
六 卢氏县
1994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杜关乡撤乡设镇。杜关镇辖杜关、康家湾、窑峪、梁家坡、民湾、马院、骆家池、北沟、显众、南盘、十字路、郑家湾、郭家、刘家、龙王庙、桑树沟、荆彰、草店、北王、 尧头、刘双、石峪22个村民委员会162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5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五里川乡、官道口乡撤乡设镇。五里川镇辖古墓窑、王坪、南峪沟、马连、前村、董耀沟、五里川、河南、路沟、南岗子、北阳坡、李子坪、雷家坪、瓦穴子、仓房、温口、马耳岩、煤沟、青石沟19个村民委员会、172个村民小组;官道口辖岭南、秋凉河、百家房、江槽、官道口、永渡、寨上、耿家庄、金架沟、耿家、新坪、庄科、三官庙、郭埝、磨石、大岭头、车家岭、杨眉河、黑牛19个村民委员会、186个村民小组。五里川、官道口二镇行政区域均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1996年报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官坡乡、朱阳关乡撤乡设镇。官坡镇辖官坡、蔡家沟、庙台、竹园、白花、沟口、丰庄、育林、碾道、大块地、沙沟、火焰沟、兰车、兰草、兰西、安坪、火神庙17个村民委员会247个村民小组;朱阳镇辖朱阳关、岭东、穆庄、至庄、王店沟、王店、涧北沟、槐村、杜店、黄家营、漂池、樟子沟、河南13个村民委员会,121个村民小组。官坡、朱阳关二镇行政区域均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2000年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范里乡撤乡设镇。范里镇辖范里、新庄、涧底、留村、骨垛沟、骨垛、杨家岔、苗村、车寨、南苏、涧东、大原、庙子、前窑、大峪、阳平、南沟、柳泉、三门、干沟窑、王窑、秋树岭、三门岭、白王沟、碾子沟、马跑泉、小岭壕、何窑、后岭、阳坡根、东道沟、刘家岭、王湾、里铺、冯家岭、南庄、庙坪、西庄、楼房、孟窑、清涧、柏坡、察家骨、东岭、窑上、关道46个村民委员会,367个村民小组,行政区域与设镇前的乡相同,未调整变更。
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三门峡市城镇人口迅猛上升。为便于实施城镇管理,全市居民委员会由1990年的93个增加至2000年底的152个,增设5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