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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
原文标题：中国图书馆网 -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如析——陶渊明
原文网址：http://www.chnlib.com/Zylwj/difangwx/200802/7679.html
红色旅游是一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一定的红色文化为资源依托向旅游者提供综合的旅游产品服务的过程。由于地方文献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可以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旅游产品。

[摘 要] 红色旅游是一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经济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一定的红色文化为资源依托向旅游者提供综合的旅游产品服务的过程。由于地方文献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可以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旅游产品。

红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它是以一定的红色文化为资源依托，向旅游者提供综合的旅游产品服务过程，是文化旅游市场的一个细分。因此它不仅需要有一流的旅游设施及一流旅游服务作坚强的后盾，而且更需要各地提供自然旅游资料、人文旅游资料以及建设风貌旅游资料。地方文献是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缩影，记载有大量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等文献资料，是区域文化的承载体，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旅游产业的开发提供了各种直接的信息支持。

1 红色旅游彰显历史文化
从一定意义上讲，红色旅游是建立在红色资源基础上的一种精神文化产品，是人文旅游资源，属于文化的范畴。不少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只需略加开发就可以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这些产品具有丰富而深遂的文化内蕴，游人要欣赏、感悟它，规划师、旅游商要开发利用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许多自然旅游资源虽然本身不具有文化属性和叠加历史文化色彩，但自然美无疑需要从文化层面来鉴赏，需要科学知识来解释，而且，要将自然山水转化成为旅游产品，必须通过旅游开发这一文化手段来实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自然旅游资源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文化特性，与历史文化密不可分。
临沂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久负盛名的“华东小延安”，留存有大量革命遗址遗迹，如八路军1 15师司令部旧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旧址、大青山战斗遗址、沂蒙红嫂纪念地、孟良崮战役遗址、《沂蒙山小调》诞生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等；沂蒙革命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也是一笔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另外，利用“书圣”王羲之和“智圣”诸葛亮等历史名人的知名度，打造“书圣故里，书法圣地”品牌，使这块古老的土地再次散发出熠熠光辉，使人们在拥抱自然的同时，崇敬先哲，缅怀先烈，品味人生。2004年12月，临沂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5年3月，临沂市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孟良崮战役遗址和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还建立了36个沂蒙精神教育基地，经常性地组织青少年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2 地方文献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地方文献是对某一特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自然、地理等的综合记录和反映，其最大的特点是文献内容所体现出的鲜明的地域性和独特的历史文化。是红色旅游产品开发的源泉。
2．1 地方文献记载了秀丽的自然风光
我国山川秀美，五岳闻名遐迩。各种秀丽风光在《中国名胜词典》、《天下名山胜概记》、《崂山名胜记》、《黄山记胜》等地方文献中既有全面地概括又有对各个景点的具体介绍。如《临沂地方志》记载了临沂地区地质结构复杂，地貌类型多样。风光秀丽的蒙山有泰山之雄壮、黄山之秀美、华山之险峻、雁荡山之奇绝。春天层峦叠翠，林海花潮；夏季飞瀑流水，云雾飘渺；秋时漫山碧透，红叶映照；冬日银装素裹。在苍茫逶迤的沂蒙群山中，还有不少由流水侵蚀造成的桌状山，称之为“崮”。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沂蒙群崮的神奇崮姿：有的如剑似戟，气势夺人；有的拟人状物，惟妙惟肖，如孟良崮、抱犊崮等，已成为战争年代传奇故事的载体，透着民间文化的灵气与神韵。“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陈毅元帅跃马沂蒙时所哼唱的壮美诗句，更使七十二崮闻名遐迩，流风远播。蒙阴、平邑境内的大型溶洞，宽大幽深，石笋、石柱、石钟乳遍布洞中，更兼碧潭暗瀑，极为壮观。规模之大，品位之高，在江北地区十分罕见。位于费县城西北的奇石林总面积达100公顷，上万块高大的园林石千姿百态，一望无际，被称为天然奇观。当地政府根据地方文献记载的山川I河流的演变情况，发掘了许多旅游景点。如：新开发的沂水天然地下画廊被山东省公众评为最喜爱的十佳乡村旅游区。
2．2 地方文献记载了大量的革命历史遗迹、遗址
革命纪念地、纪念物以及所承载的革命精神、革命历史知识在地方文献中也有很多的撰述。《临沂地区志》中的沂蒙革命根据地纪略部分，详细记载了驻沂蒙革命根据地内地级以上领导机关设置概况、沂蒙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综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沂蒙战斗的事迹。如：以八路军1 15师、新四军、华东野战军转战路线为主线的革命历史遗迹：包括党政军机关旧址、战场遗址、伟人足迹和红色纪念建筑。以沂蒙精神为主线的红色文化遗产：沂蒙革命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体现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纪念地(馆、园)以及红色歌曲、红色文学、红色影视等文艺作品及其题材等诸多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的一批红色典型：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沂蒙人民继续发扬沂蒙精神，艰苦奋斗，创造了新的奇迹，先后有厉家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3个单位受到过毛泽东大大的批示表扬，其中以1957年1O月7日作出的“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批示最为著名。这些遗迹、遗址、红色典型都成了红色旅游资源的精品。
2．3 地方文献记载了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游客到某地观赏自然风光、凭吊历史古迹、领略地方风情之余，往往对当地的传奇人物、重要历史人物有极浓厚的兴趣。在卷帙浩繁、撰述宏富的地方文献里，都可以寻到历代仁人志士、文人墨客的生活足迹和美丽的传说。如临沂地区志记载的在本区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者，就有600余人。像政治家姜尚、儒学大师曾参、毛笔的发明者蒙恬、农民起义领袖樊崇、珠算发明家刘洪、一代名相诸葛亮、“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王祥、东晋重臣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与王献之、文学家鲍照与鲍令辉、文学评论家刘勰、训古学家颜师古、唐忠烈贤臣颜杲卿与颜真卿、著名文学家萧颖士、女诗人纪映淮、文物收藏家于腾、爱国名将左宝贵、进士出身而倒戈造反的幅军首领刘淑愈、在“五四”新文化舞台上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王思玷与刘一梦、方志编纂家庄陔兰、抗日名将王德林与刘震东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如群星璀璨，构成了临沂地区人杰地灵的壮丽画卷。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明德英、祖秀莲、李桂芳为代表的“沂蒙红嫂”，以王换予为代表的“沂蒙母亲”，以“沂蒙六姐妹”、“英雄七姐妹”为代表的拥军支前、爱党爱军典型。还有一大批沂蒙儿女为创建沂蒙革命根据地而英勇捐躯。他们是这一时期革命文化的典型代表。
2．4 地方文献记载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民风
不同区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大到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生态文化，小到民俗文化、烹饪文化、服饰文化，打造出了独具区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地方风味产品。这些独具特色的区域旅游品牌的形成，都离不开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以及对其所蕴含的区域文化的挖掘。通过对原始文献的研发，再赋予时代特征，从而转化为新的旅游文化。这些是旅游者游玩、观光、休息、欣赏自然风景或人文景观的精神消费享受。

3 依托地方文献开发红色旅游资源
3.1 依托地方文献信息源的作用创建旅游品牌
旅游品牌是旅游地无形的旅游资本，是影响旅游者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地区在其旅游业发展中如果能推出本地区的旅游品牌，构筑完善的旅游品牌体系，它就能在国内外的旅游市场上获得较强的旅游竞争力。各红色旅游地区，应该根据地方的红色文化特色，提升出本地区的品牌形象，这对于提高地区的旅游形象、效益，扩大客源，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据资料表明，红色旅游文化品牌的形成，都离不开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以及对其所蕴含的地方文化的挖掘。通过对原始文献的研发，再赋予时代特征，从而转化为新的旅游文化，如沂蒙老区是《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把《沂蒙山小调》改编成交响乐由中央级乐团演出，组织编排的《沂蒙山颂歌》到省城各地演出，拨动旅游者的蒙山情怀，从而提高了沂蒙老区的知名度。沂蒙红色之旅的标志性景观——孟良崮旅游区的开发，是经过对宋朝杨家军将领孟良曾屯兵于此的民间传说的考证、孟良崮战役的遗迹、遗址的再现、红色文化的挖掘以及地方志记载的该地自然风光、历史文物古迹和名人名事等资源，打造的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休闲旅游与一体的红色旅游精品。
借助名人效应，打造名人品牌，发掘旅游景区的文化内涵，也是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图书馆丰富的地方文献记录着历史长河中点滴事迹，积淀着各种文化。挖掘名人文化，借助名人史料可获得比建造楼堂馆所更高的经济回报。例如，临沂利用“书圣”王羲之和“智圣”诸葛亮等历史名人的知名度，举办了三届“中国临沂书圣文化节”，成功打造了“书圣故里，书法圣地”这个品牌。把临沂这个革命圣地推向了全国乃至世界。利用“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沂蒙山小调”等红色品牌开发的特色产品：“沂蒙小调”特色食品、“沂蒙六姐妹”煎饼、“沂蒙小调”酒，成为旅游者必尝的风味食品。
3、2 利用馆藏文献开发和规划旅游产品
红色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就红色旅游发展红色旅游，其目标市场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大众旅游时代具有娱乐性、世俗性、功利性的特征，在开发过程中也应该正确把握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精英文化的市场化问题，开发适合大众旅游需求的产品。红色旅游地区要在把握好本地区的红色文化主题的同时，加大对地方优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扩大地区整体的旅游吸引力。重点开发地方文献中反映当地历代各界人物资料：包括照片、手稿、日记、信函、传记、回忆录以及成名作等；反映当地的形象资料：如图片、照片和历史纪念地、名胜古迹、旅游风景区的文字介绍材料等；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文艺资料：如诗歌、戏曲、小说、故事、绘画、雕塑等；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实物等等。对以文物、遗址、古建筑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搜寻古籍、地方志、地方传说，追根溯源，提高景区的科学性、知识性、历史性、真实性和娱乐性，供旅客参与和观赏。对于红色景区，要依据老区保存的历经战争沧桑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遗物和资料，发掘革命历史人物故事。既要反映领袖、英雄等“大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更要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揭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谛，使历史鲜活和丰满起来，以小见大，以人说史，让英雄走下圣坛，贴近群众和生活，产生亲和力。
临沂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借助一批高品位的自然风光(如天佛山、地下画廊和地下大峡谷、石林等)、历史文化资源(有出土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有精美的汉画像石刻的北寨汉墓等)及滨河百里水城、江北商贸新都等现代化旅游资源，在尽可能保持红色基调的基础上围绕绿色沂蒙、红色风情、文韬武略、地质奇观四大特色，开发出了生态游、探险游、民俗游、古色游；精心策划、悉心打造一批精品红色旅游线路，使本地区的旅游市场体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消费者的需求。
3．3 挖掘民间曲艺， 充实旅游内容。
旅游景区吸引游客的不仅仅是景区的景色和相关的文化内涵，各地的民俗风情、民间曲艺更具吸引力。这些文化艺术形式的发展和继承主要靠当地人们口头交流、口耳相传，尽管地方文献中有相当多地记载，一般较为零乱，不系统。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方法深入民间，广泛收集获取文献信息，形成特色文化专题文献，成为本地区无形的旅游资源。比如红军歌曲、故事、影视等难得的口头流传资源，为红色旅游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创作于战争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沂蒙山小调”，在全国独树一帜的临沂乐舞“龙灯扛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临沂地方戏曲—— “柳琴戏”，成为当地旅游文化的象征；印染、剪纸、书法、手工艺制作等临沂工艺品，象征爱情的民间手工绣的荷包成了旅游者必买的纪念品。与巧手少女的刺绣技术可以媲美的是，农村老太太手制的老虎鞋、活泼可爱的布娃娃也是临沂一大景观。
总之，红色旅游弘扬的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展示的是老区秀美山川，提升的是革命老区人民的整体形象。地方文献记载有大量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等资料，也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人们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加深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因此，积极开发地方文献的旅游资源，依托地方文献发展红色旅游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❷ 抗日十大名将

网络太强大，认真看。
凤凰军事 防务短评 10月11日
“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夕，孟良崮上一场闹剧，再次将抗日名将张灵甫炒热。张灵甫的确在抗日战场立过功，但在一些媒体和文人嘴里，这个功劳却被无限拔高，居然变成了“抗日十大名将”。在某些记者吹捧下，连抗日铁军74军居然也变成了“张灵甫领导下的抗日铁军”。
不得不说，所谓“抗日十大名将”的乌龙榜，纯粹是某个历史盲在论坛瞎编吹捧的东西，缺乏常识的某些媒体把饲料当快餐，居然完全照抄。这个事再次暴露了中国一些媒体的素质低下。
论抗日功绩和影响，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涌现出一大批抗战名将，笔者临时想到了就有张自忠、傅作义、冯治安、孙蔚如、汤恩伯、孙震、孙连仲、刘汝明、关麟征、白崇禧、薛岳、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邓龙光、王敬久、吴奇伟、王陵基、王凌云、李玉堂、宋希濂、郑洞国、罗卓英、黄杰、卫立煌、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方先觉、胡琏、方天……
这些排得上号的抗日名将至少有30个以上，而且都是正经的军长以上职务。张灵甫在抗战大部分时间不过是团长、师长，1945年才当上副军长，抗战结束后才当上军长，功绩和影响怎么也排不到前30名以内。名将戴安澜都挤不到这个名次里，何况张灵甫？
放在五大主力之一的第74军里看，也还有俞济时、王耀武、施中诚这三任军长在前。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万家岭大捷主角是俞济时，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是王耀武，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湘西会战时是施中诚。
除了三任军长外，74军资历更深、功绩更大的，还有死守常德的余程万，张灵甫的正师长廖龄奇。要不是廖龄奇被诬告冤杀，当副师长的张灵甫后来出彩机会都不多。
在74军抗战中的大部分战役里，张灵甫都只是配角中的配角，只是在1945年湘西会战时终于当上了第一配角。然而，无聊文人为了吹捧而编造的履历中，这一系列战役的主角似乎都变成了张灵甫，谁知道俞济时、施中诚是何人？真可谓“贪天功为一人”。
位列前30名的抗战名将们，有哪个无聊文人和X粉曾经去祭拜过？倒是排不上名的张灵甫，莫名其妙的香火从不间断。
历史的眼里容不得沙子。所以说，如果要重排抗战名将，至少要把74军的前辈名将先排进去，一下就占去了4、5位。被吹捧为“10大抗战名将之一”的张灵甫，名次后加个0可能更符合史实。

❸ 请以孝为主题写-篇关于家庭的400作文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世界无处不充满“孝”。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从小开始，从点点滴滴做起，这样才能将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发扬下去。百善孝为先，这是民族历史的佳话。对于青年来说，孝可能不能那么完美的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要尽我们最大努力去诠释它，让他变得更具意义，而不是徒有虚名。
孝，是父母干完活回到家后我们送上的那一杯热茶；孝，是父母累的时候我们一句安慰的话；孝，是父母晚上回家后我们端上的洗脚水；孝，是让父母看到我们成绩进步，孝。是父母从犯=我们嘴里得到那一句让人感动得话；孝，是我们能够健康的成长，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于他们来说也已是对他们的孝。

父母，不奢求我们能够给他们买多少东西，不奢求我们有多有钱，而是我们能够在伤心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是我们在外上学对他们报的那一句平安，使我们期中，末考试成绩单上的前几名，即使没考好，父母还是会鼓励我们，让我们努力，让我们有出息。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想想父母在家拼命地挣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能够有个好的学习坏境，能够让我们有出息，能够让我们健康的成长。

为了父母，为了我们这个家。作为高中生的我们，应该付出多倍的努力去孝顺我们的父母。不要求我们给他们买多少东西，就只请我们，在学习上努力地进步，努力地向前；大休你回到家后，给父母洗上一次脚，给他们捶捶背，说说这段时间的进步，聊聊这星期发生的事。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是孝了。

百善孝为先，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历史的佳话。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去感化父母，孝顺父母：端上一杯热茶，对父母嘘寒问暖，洗洗脚，捶捶背，报上一句平安，学习上的进步。

虽然我们不能够把孝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地去诠释它，不要让它从我们这里不再是佳话。

孝，是我们永不会忘记的传统美德，是感化心灵的名词。

❹ 抗战大部分是国军在抗战，为什么共产党后来得民心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与朱元璋有异曲同工之妙
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虽然已经有了巨大发展，但相对于国民党400多万军队仍显得比较弱小。因此，国民党并不以为消灭中国共产党会存在多大的困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陈诚曾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军队。基于这种速战速决的幻想，以1946年6月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军发动了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由此爆发。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多，国民党就败退到了台湾，这是什么原因？

军事战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仅仅三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取得了对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胜利。速度之快，就连中国共产党最初也并未预料到。内战爆发一年多后，即1948年3月，毛泽东只是大致地估计五年打败国民党，认为“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五年”是从1946年7月算起，应到1951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慎重，主要原因在于相当长时间内，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中共。在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人，特种兵36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空军16万人，海军3万人，后勤、机关和院校101万人。中共部队总数约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没有空军和海军。

共产党军队不但在数量上少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装备上同样不如对手。以国民党军头等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共产党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相比较，双方枪械数大体持平，但前者配备的自动枪械占绝对优势，火炮装备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后者。因此，在内战爆发后，解决部队官兵是否敢于应战，是否具有胜利信心的问题相当紧迫而重要。

怎么办？毛泽东在延安枣园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从战略上宣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毛泽东何出此言？作为一位战略家，他更善于从历史发展的长远处着眼，他解释道：“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另外，毛泽东之所以敢于藐视正在全世界称王称霸的超级强国美国，一方面是他坚信“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打败美蒋反动派才能有共产党的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注意到，这时美苏关系已经明显逆转，战后世界已经分裂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动阵营，但在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因此，美苏之间不会立即发生直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属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侵略的斗争，它归根结底只会对苏联与美国的对抗有利，而不会把苏联拖入困境。
作战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在解决可以打败国民党问题的同时，如何打败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对日敌后战争需要，广泛采取了游击战。现在，面对与日本军队相比相对虚弱的国民党军队，从抗战一结束共产党就开始集中主力部队编练大规模的野战军团，改取运动战。问题是，运动战战例在以往相当缺乏，经验也就不足。

只运动而不歼敌，肯定不行，但在运动中如何歼敌呢？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1946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创造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后，毛泽东要求各地学习这种作战方法，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到1947年底，毛泽东在总结一年多作战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便是：采取运动战，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国民党方面，限于其执政党地位，更多情况下用兵的重点在于攻克和收复城市、交通线。占领城市、交通线后，必须分兵驻守，这导致国民党兵力愈加分散，能够用于一线机动作战的兵力愈加减少。内战爆发三个月后，毛泽东就从战略上分析道：“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就是中国共产党打运动战的一个例子。

1947年3月底开始，国民党在山东战场集中45万余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新五军，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向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进攻。华东野战军并不拘泥于地域的得失，而是忽东忽西，时南时北。只因国民党军高度集中，未能寻找到有利战机。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力，对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实施中央突破。于是，整编第七十四师的位置就较为突出。据此，陈毅、粟裕决定就近调集几个主力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揳入，切断威胁最大的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部队的联系，并将其全部消灭。

根据以往的经验，共产党军队限于武器弹药，一般是先打弱敌，而整编第七十四师原系第七十四军，全师有3.2万人，为美械装备的甲等装甲师，接受过美国军官训练。因其曾充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卫戍任务而被称为“御林军”。师长张灵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日战争时期，曾被誉为模范军人，深受蒋介石青睐。华东野战军仅有9个纵队加1个特种兵纵队，共计27万人。

为消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粟裕命令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担任围歼，4个纵队负责在两翼阻援。因此，单单就围歼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一役来说，国共兵力对比为1∶5，华东野战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结果，华东野战军以伤亡1.2万人的代价，三天之内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击毙师长张灵甫。在这三天中，国民党其他军队均遭阻击，无法救援整编第七十四师，更不可能完成对华东野战军的反包围。甚至当战斗基本结束，清点战果中发现毙、伤、俘国民党军官兵与整编第七十四师编制不符时，还有时间再次搜索孟良崮山区，将躲藏在一处山谷中的7000余人的国民党军队消灭。对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于孟良崮，蒋介石哀叹其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的军队大多就是这样被共产党一口一口吃掉的。
土地改革：一万万六千万农民成为坚强后盾

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即在不动摇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地主降低地租和借款利息，农民必须交租交息。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到1946年5月，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的势头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减租减息政策，以清算等方式实行实际上的耕者有其田制度。清算，即通过计算地主、汉奸、恶霸在过去对农民的各种剥削数量，使地主的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中。相对于后来的土改政策，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1947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进入到重要的攻坚阶段，更彻底地争取农民支持以战胜国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当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彻底平均分配乡村一切土地。随后，各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划分阶级，控诉地主，惩办恶霸，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土改的步骤大致是：（一）土改工作队选择某村或某乡作为试点，以期取得经验后再大范围铺开。（二）土改工作队到达某村后，通过“访贫问苦”，发现过去苦大仇深的贫穷农民，加以启发诱导，使其认识到其贫苦根源于地主的剥削，认识到过去受到了恶霸的压迫和欺凌。这些人就是积极分子。（三）召开全村控诉大会，把地主、恶霸带到批斗台上，由积极分子上台讲述其所受剥削和压迫，即诉苦。干部们则带头喊口号，调动和掌握会场情绪，激发起其他农民的情绪，从而张扬原来因贫穷而抬不起头的农民的信心，把地主、恶霸的威风打压下去。（四）更多地发现和培养运动的积极分子，组成贫农团或农会，暂时管理全村事务和土地分配。（五）在贫农团带领下，划分阶级成分，并把全村或全乡的土地以及地主恶霸的房产、生产工具等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并发给土地证，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

打倒地主、恶霸、汉奸，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给农民，摧毁了农村中原有的政治格局，使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心理上获得解放。当时，一个叫韩丁的美国人正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任教。1948年春，他申请作为观察员随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的张庄，亲身体验土改运动。韩丁以此经历为蓝本，后来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翻身》。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财富和权威，激发起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农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其切身利益之间的密切关联，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中坚定地站到共产党一边。对此，毛泽东曾针对东北土改明确讲：“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

同时，通过选举建立起新的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农会、农民代表会以及自上而下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和乡村政权体系，使其承担起征收公粮、组织后勤运输、发展民兵、保卫地方、为野战部队输送兵员等任务。

对于土改与战争胜利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曾在1950年6月指出：“土地改革要肯定它。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

另据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苏、鲁、豫、皖、冀五省动员的随军民工22万，二线转运民工131万，后方临时民工391万。这500多万民工只有担架23万副，大小车80万辆，其中没有运输工具者，便肩挑人背。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另外，这些民工的战争勤务工作，还包括挖战壕、架电线、抢修交通线、清理战场、搬运缴获物资等。陈毅曾动情地指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两党领袖：毛泽东更具有战略眼光和民主作风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共两党都是强调集中领导的领袖魅力型政党，两党最高领袖对两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到需要统一集中的军事指挥问题上，两党领袖的指挥艺术对战争成败则更为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拥有战胜蒋介石的“法宝”。

由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出身、经历、所处政党氛围等方面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个人性格和气质：例如，蒋介石比较内向，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毛泽东比较外向，不拘小节，具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可以边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边脱下棉裤捉里面的虱子，捉住后还用手指挤得啪啪直响。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把自己1936年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吸引人。蒋介石知道后，曾要下面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结果，国民党方面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想象力的诗词。

这种性格特征在军事指挥上的反映便是，蒋介石缺乏战略上的考虑和政治决断力，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例如，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并且，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甚至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

毛泽东恰恰相反，他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从不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人员的具体指挥行动。并且，毛泽东还比较善于倾听战地指挥人员的建议。例如，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曾电令粟裕率三个纵队渡长江南下作战，而粟裕认为在黄河、淮河间作战更为有利，毛泽东便点赞了粟裕的建议，从而为以后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合力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

兵员补充：“解放战士”源源不断

经过两年作战，到1948年中期，国民党军队已从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而中国共产党部队已从127万人上升到280万人。尤其是在东北，解放区占全东北土地面积的97%，国民党军队只能蜷缩在长春、锦州、沈阳等少数大城市里。东北野战军达到7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只有50余万人，中共军队已经在人数上超过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除在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大量招收翻身农民参军外，更重要的兵员是国民党军俘虏经过教育后被补入中共军队，当时称“解放战士”。“解放战士”在共产党军队中的比例越到后期就越高。1947年12月，陈毅就曾讲过，一年来，“我们补充了20万‘解放战士’，12万翻身农民”。1949年4月，周恩来曾讲：“解放战士”在部队中，多则占80%，少的也占20%～60%，平均占65%～70%。

“解放战士”不但在人数上补充了共产党各支军队因战争伤亡带来的缺额，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战术水平。陈毅曾讲，当一个营长带三个连进攻一个村庄时，因村外是开阔地，冲锋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个“解放战士”就出主意，告诉营长，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他先负责布置好标尺，试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枪一齐开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再一次冲锋就成功了，还没有一个伤亡。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因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武器是枪支，故常常抵近射击。在炮兵建立初期，团、营长们还是要求把炮拉到离敌人二三百米远的近距离才射击，致使炮兵伤亡很大，且妨碍步兵的战斗动作。有时甚至炮弹从东面打到了西面，从西面打到了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而“解放战士”中的炮兵，就知道如何根据各种炮的射程，按一定距离射击。
武器装备：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

通常说，共产党军队是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拥有美式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的。但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枪”只是共产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比喻。真正打起仗来，战略战术固然重要，武器亦是不容忽视的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武器装备整体上还比较落后，主要靠的确实是“小米加步枪”，打仗也只能是小规模的游击战、麻雀战。但进入到解放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共产党进行的大多是大规模的运动战、防御战和城市攻坚战，仅靠“小米加步枪”显然是不行的。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临汾，由于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但到下半年，尤其是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9月，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三天就被攻克了。10月，在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集中500多门重炮猛轰军事重镇锦州，吓得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躲西藏。东北野战军仅用30个小时就攻下了锦州。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曾讲，“我们除了没有飞机外，一切都有，我们的炮兵和坦克比敌人多。在全歼杜聿明集团时，我军炮火便完全压倒敌人”。“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

中共军队通过什么途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善了装备呢？

在东北，苏联驻东北军队曾把日本遗留下来的大批武器弹药转交给了中共军队。仅在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夏秋，东北中共部队获得的武器有二三十万支长短枪，近8000挺轻重机枪，1000多门各种火炮。1946年5月2日，驻朝苏军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弹药由海路运往山东。其中包括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1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至6月下旬，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

东北还拥有庞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据1947年11月东北局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东北的军工企业主要有佳木斯以北的兴山子弹厂、手榴弹厂及炼钢厂，鸡西的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小机械厂，东安的化学厂、电器材料厂，珲春的迫击炮弹厂，图们以北石岘的手榴弹厂。另外，齐齐哈尔私营工厂生产炮弹，辽东辑安生产手榴弹、九二步兵炮弹、复装山炮弹等。以上工厂共有机床498台，职工6490人，其中日本人1226人，朝鲜人498人。这些工厂在1947年生产了60万颗手榴弹、10万发迫击炮弹、500万发复装子弹、10万个掷弹筒。此外，大连当时被苏联军事占领，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经营的主要军工企业建新公司在内战期间共生产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无烟火药45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及各种兵工生产设备，绝大多数供应华东战场。共产党在大连的企业从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每年生产被服6万套、棉军服4万套供军用；从1947年2月到1948年底，制作军鞋236.5万双。

此外，战场上的大量缴获，也是解放军更新装备的来源之一。
军事情报：多层次情报系统能够及时了解敌情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在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下达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获悉了。因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熊向晖。熊向晖，1919年出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抗战爆发后在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时，被胡宗南相中，后长期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深得器重。抗战结束后，胡宗南送熊向晖去美国留学深造。但就在熊向晖即将赴美之际，胡宗南又召其到西安，参与谋划进攻陕北。胡宗南占领延安后，1947年7月，熊向晖最终赴美留学，1949年转道香港回国。

1949年冬，在周恩来召集的一次有原国民党人士参加的宴会上，张治中看到熊向晖后，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众人大为惊讶。毛泽东曾经评价过熊向晖，“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当时，有许多国民党高官的亲属或是共产党员或是接近共产党的青年，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通过傅冬菊，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共产党与傅作义的谈判中，有关傅作义的一举一动，共产党方面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等。在情报战线上，有许多有名或无名英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从内战爆发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6年6月内战爆发到1947年6月，中国共产党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如在陕北，在国民党胡宗南军队14万人的进攻下，西北野战军只有2.7万人，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延安，一年时间里辗转于黄土高原的山沟里。一次，中共中央机关与国民党军队仅隔一座小山，随行的中央警卫部队也只有约300人。中央机关紧急转移爬上一座山头后，后面就传来激烈的枪声，甚至连国民党军官的叫骂声和骡马的嘶鸣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就是在这样危险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同样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当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即一定得到胜利。周恩来取名胡必成，即革命事业必定成功。

第二个阶段，从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为战略进攻阶段。其开始的标志是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所以要采取跃进的办法，一是经过1946年7月以来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队无论在数量还是装备上仍然具有明显优势，中共军队还不足以与其进行正面对抗。二是一年来的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天灾不断，解放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力、物力的动员已经接近极点。将战场引向国统区，可以减少解放区的战争消耗。三是吸引两翼的国民党军队，减轻山东和陕北解放区的军事压力。因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大胆的、极富冒险性的决策，即派刘邓大军不取逐城推进的方式，而是以千里跃进的进攻方式，放弃根据地，直接插入国民党的战略后方。到1948年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牵制任务基本完成，经请示中共中央后转向中原作战。

第三个阶段，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为战略决战阶段。这个阶段以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为开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到1949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余万，国民党主力丧失殆尽，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表大大缩短。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曾兴奋地讲：“中央在九月政治局会议（1948年9月初）上估计只要有五年时间就可以打倒蒋介石。以后打开锦州（10月中旬），中央又估计只要四年即可。打开沈阳（11月初）解放全东北后，中央又来电报说，我们原来的估计都落后了，从现在起只要一年左右，就可以把蒋介石从根本上打倒，取得全中国的胜利。那就是说，从1946年6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算起，只要三年半时间就可把蒋介石打倒。苏联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毛泽东的五年计划三年半完成。我们只要迅速前进，勇敢前进，就能得到这个胜利了。”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中国共产党更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国大陆，并终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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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去了两三次，就是一个大骗子，弄点抗生素混点面粉坑人，不过骗的不多两百一次吧，有可多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