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行政处罚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

行政处罚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 1、时间倒置。如有的单位处罚还未履行，在结专案报告中负责人已属签字同意结案；处罚决定书日期和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或决定日期不一致。 2、未履行告知程序或告知不全面、不准确。行政处罚中有的未告知陈述权、申辩权，有的符合听证条件的未告知听证权；有的未告知复议、诉讼的期限和途径，复议和诉讼期间等。 3、未按法律规定的时限送达。在行政处罚中，忽视七日的送达时限，超期送达，或因找不到当事人不能送达的情况，依然存在。 4、审批程序不严格。行政处罚审批中，未实行承办人、科室、领导三级审批程序，特别是缺少主要领导的审批意见；有争议案件或重大处罚案件，无集体讨论记录；领导同承办人意见不一致，无原因、理由的说明。 5、限期整改后无复查。在行政处罚中，往往下达责改通知书的同时，作出处罚决定，处罚执行完毕，便申请结案，忽视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以罚代管。

② 当前行政执法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归纳总结，当前行政执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
行政法律文书的制作，直接体现了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并影响着行政案件的复查、档案信息的保存和查询。
对法人依普通程序进行的行政处罚，目前，主要存在问题一是称谓不规范，如将“法定代表人”称为“法人代表”。二是有些行政处罚决定书只列法人名称，不列法定代表人全称。更有甚者，连法人的名称也使用简称，没有使用全称，这不符合行政法律文书的规范要求。
对自然人的行政处罚，一是所列的被处罚人姓名与其有效身份证件不一致，或者列用被处罚人的曾用名，未列用现用名。二是被处罚人的身份不明确，在处罚决定书中未列全基本情况，如出生年月日、籍贯、民族、文化程度、住址等。然而，年龄、民族和文化程度在案件的实体审查中又有着重要法律意义。而且，有相当比例的处罚决定文书制作上简单、书写上潦草，让人无法正确辨认。
二、行政处罚的随意性大
行政处罚的随意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被处罚人违法事实认定上的随意性。如在做出处罚决定前对违法事实调查不全面，在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不陈述被处罚人的违法事实，就直接认定其行为违法，并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是程序上的随意性。如作出的罚款处罚不按收支两条线的规定收缴，而是执法人员直接收取，且往往不给被处罚人开具法定的罚没票据。三是自由裁量权使用上的随意性。比如在最低罚款标准以下作出的罚款处罚无法律依据，以及在自由裁量权使用上作出典型的“人情罚”都属于这类情况。四是行政处罚决定执行上的随意性。如处罚决定送达后，没有法定事由而自行撤销或者不再过问，不了了之。
三、不注意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机联系和逻辑关系
我国法律日趋完善，法律与法律之间、诸多法律程序之间相互关联，逻辑性强，是有机的整体。例如，《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立法法》，它们之间就有着紧密联系；《行政处罚法》与《民事诉讼法》有重要的联系；《农村土地承包法》与《继承法》也有着重要关系。而实际上，许多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对日益精细、成熟的法律法规了解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遇到问题只查阅和研究与本职有关的法律法规，忽视了对公共法的学习和研究。有的工作人员在执法中遇到了问题，不是两眼茫然、不知所措，就是判断失误、妄下裁决。有些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屡战屡败，究其原因，除了人为因素外，与执法人员的法律视野不开阔，不熟悉公共法律知识有很大关系。目前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提高缓慢，也与此很有关系。
四、混用行政处罚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混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是当前行政执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了减少工作量，对应当使用普通程序的，却适用了简易程序。二是应当使用简易程序，可以简化繁琐法律手续的，却适用了普通程序，增加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经济、精神负担，浪费了行政管理资源。三是在程序使用上有时看是简易程序，但在处罚过程却适用了听证等程序。名为简易程序，实则为普通程序，抑或是“简、普混用”。
五、滥用行政罚没权和罚没收据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处罚种类中罚款的收取程序和向被处罚人开具的收据，都有明确规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和其他单行法律规定，对法人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的，不超过1千元，对自然人则不超过50元。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对法人的当场处罚金额超出1千元，甚至高达1万元，开具当场处罚收据。如某行政执法机关对某化肥经营部的行政处罚，就开具了1万元的当场处罚收据。另如某行政执法机关对某幼儿园的当场处罚收据载明处罚金额为2千元。二是对自然人的当场处罚金额超出50元，甚至高达3千元以上，并开具了当场处罚收据。如某行政执法机关对自然人海某的当场处罚就是3千元，并开具了当场罚没收据。三是处罚决定明明是对法人的处罚，开具的罚没收据台头却是自然人；相反，处罚决定明明是对自然人的处罚，开具的罚没收据却是法人。四是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了罚款除交通不便地区外，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告知被处罚人限期将罚没款缴至指定银行，但某些行政机关处罚的对象处于交通便利地区，居然也收取被处罚人的现金，并且不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开具法定票据。有的虽然开具了票据，但开具的却是旧式收据，没有使用新式法定收据。这一方面，公安交警在对机动车辆违法违规处罚活动中表现得最多也最明显。
六、不告知或不正确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复议、诉讼权利
告知被处罚人或者行政管理相对人复议、诉讼权利，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定义务。一些行政机关在处罚过程中不告知、不完全告知或者不正确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复议、诉讼权利。一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或其他行政法律文书中根本不告知被处罚人的复议权和司法救济权。二是只告知被处罚人有复议、诉讼权利，但不告知复议机关、受诉法院，也不告知复议、诉讼的期限。毫无法律依据地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复议期限为“20天”，“3个月”，诉讼期限为“60天”，“20天”等等。这些告知完全是行政机关自设的期限。三是只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向实施处罚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复议，而不依法告知地方政府也拥有复议权。或者相反，只告知地方政府有复议权，不告知上一级行政机关也有复议权。只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有行政诉讼权，而不告知复议权。或者只告知复议权，而不告知行政诉讼权。
七、行政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情况时有发生
执法人员的服务意识淡薄导致不作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或者政府规章中，确实存在部门执法主体多元化的问题，导致执法部门工作范围重叠和交叉。好管的事或者涉及部门利益的事，大家都争着管；不好管或者不涉及部门利益的事，大家都不管。有些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为不了解法律、法规，跑错了部门，或者领导对申诉材料误批了处理机关，该部门不向领导解释清楚执法主体，硬要自行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不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正确的受理部门，要么在受理后把材料转给其他部门却不通知行政管理相对人，造成行政管理相对人反映的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以及应当行政作为的而不作为，应当作出书面文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却只用口头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规避法律赋予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法定复议、诉讼等救济权利。这些都暴露了某些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影响了整个执法机关的整体形象。
乱作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办事，比如超出行政自由裁量权，过高或过低处罚，以罚代法等。如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通过公开招标或者平等竞争的方式实施行政许可项目的，承办行政执法机关不依法定程序办理，而是直接自行确定。另一种情况是超越职权，在法律规定之外行事。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交通肇事涉嫌犯罪的，不能及时向公安机关移交，或者尽管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但却极尽其所能进行调解，以赔代罚，有些甚至长期调而不解，其后果是相关人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削弱了法律应有的效力。
八、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
正确适用法律程序是正确实施实体裁量的前提。目前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在处理行政案件时，只注重案件的事实和结果，忽视了处理案件的法定程序，法院因程序不合法而撤销的行政行为屡见不鲜。例如，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某些具体行政行为前，应当先依法履行告知程序，但却不告知，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除了着装、亮证、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等等存在问题以外，就连法律文书的送达这类对执法机关来说属于普通法律常识性问题，也存在诸多疏漏。例如将处罚决定书送给案外非亲属关系人员，由案外人转交给被处罚人，违反了法定的送达程序规定。
九、以行政执法替代民事处理问题
不少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对如何正确区分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没有足够认识，一味简单地认为只要老百姓来找的事都应该管，且都应由自己管，导致一些本应该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的民事法律问题也以行政的方式来解决。行政机关处理的这类民事法律事务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不得不依法受理并做出行政复议决定，而且行政管理相对人一旦提起行政诉讼，结果要么是复议机关、要么是原做出行政处理的机关不得不参加行政应诉活动，从而导致将本机关、上级复议机关把大量行政管理资源拖入复议、诉讼程序中，造成国家行政管理资源的严重浪费。例如：涉及道路通行权的纠纷问题、排除妨害问题，均应告知当事人通过基层调解组织或者向人民法院诉讼，而没有必要一定由行政机关做出处理。当然，要正确区分和判断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还需要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掌握比较全面的法律专业知识，而从目前行政执法人员的整体执法状态看，现有的在职机关工作人员中，这类人才还比较短缺。
十、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构建广大群众信赖的法治政府，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行政执法人员。当前行政执法人员就素质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人员业务水平亟待提高。由于目前的法律和专业知识培训往往跟不上社会的迅猛发展需要，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和专业知识明显不足，缺少系统的培训，工作中往往很被动：处理行政案件时往往把不住关，抓不住关键，或者将案件搁置、拖延，致使问题无法及时妥善解决，侵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部分执法人员的责任和服务意识淡薄，权力本位思想严重，与新时期大力提倡的法治、责任、服务意识背道而驰。这部分执法人员总是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并未意识到执法人员既是管理者，更是服务者。这种以管理者自居的执法思想往往造成执法人员和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对政府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三是目前大量的上访问题中，相当部分是由于下级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工作失误、业务能力欠缺、甚至主观意识不良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应当引起各级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依法强化对同级行政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的层级监督和业务指导，使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能客观、准确、公正地处理好每一件行政执法事项和行政管理事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真正减少和解决大量群众上访问题。
依法行政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基础，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近年来，随着一部部行政法律、法规的相继颁布，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日渐完善，依法行政有了操作依据和行为规范。同时，对加强政府法制建设、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现状是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行政方面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还应看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实事求是地讲，这些问题也暴露了法制工作的薄弱点。

③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可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其直接的法律依据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建立的历史背景 考察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当时民事强制执行制度影响的结果。 改革开放前，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行政行为的实施主要靠组织力量和政府指令进行，不存在人民法院对行政决定的执行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行政诉讼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与之相适应，法院在审理法律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也就适用民事强制执行模式。行政机关对不履行行政决定义务的相对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人民法院接到申请后，实际上是将行政决定视同法院的裁判书、调解书等其他生效的法律文书，由法院的执行庭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法律效力可与法院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相“媲美”，法院对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并不具有审查权。可见，这一时期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脱胎于早期的民事执行制度，是“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法院应统一行使强制执行权”这一观念的产物。 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仍带有强烈的民事强制执行的色彩。《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对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及如何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5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如果人民法院发现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经院长批准，不予执行，并将申请材料退回行政机关。而进行审查的机构和法院执行民事诉讼的裁判或其他法律文书一样，都是执行庭。直到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分工问题的通知》第一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由行政审判庭负责审查，需要执行的，由行政审判庭移送执行庭办理；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重申了行政审判庭负责审查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审判庭对申请执行案件的审查权和执行权，以及审查的期限、裁判形式和不予执行的标准等，从而使行政强制执行与民事强制执行区别开来。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内容 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从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可以看出，我国现行以法院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 一是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如果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的，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行政义务时，行政机关有权自行强制执行，无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内容通常仅限于行政机关为相对人科以普通义务和法律法规确定的义务，较少涉及到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者科以制裁性义务的情形。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多以行为和人身为强制内容，有关金钱给付义务的履行除特殊几类行政机关（如公安、税务、海关等）享有自行强制执行的权力外，多数行政机关没有此种权力，需要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不管法律法规有无规定，行政机关均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大多数行政处理决定要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还有一些法律法规，既没有规定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也没有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这种情况，解决的规则是：凡是法律法规未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强制的，均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从我国法律法规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义务多为金钱给付义务，即行政处罚中的罚款、没收等财产罚。而另外一些如警告、暂扣吊销许可证、执照处罚等都是类似确认或形成判决的处罚，无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是行政机关可选择的强制执行。除上述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以及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立法情形外，有些法律还规定了可选择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如《海关法》第93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海关的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海关可以将其保证金抵缴或将其被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依法变价抵缴，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种选择模式实际上是法院强制执行的一种特例。即只有在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于执行前己采取某些强制措施的前提下适用。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此类强制措施，仍然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根据有关学者对我国涉及行政强制执行的65部法律法规进行的研究与统计，规定行政机关有权自行强制的约占23%，规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约占70%，规定可选择执行的约占3%，只有处罚规定而没有规定由谁执行的占4%。从这组数字也可以看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辅。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的缺陷 从理论上讲，我国以人民法院为主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有利于防止行政专横，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然而，从实践反馈的情况看，这种以法院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模式的实际运转效果并不理想，表现出诸多缺陷： 一是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以法院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模式，一方面由于大多数行政机关自身没有强制执行权，其作出的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繁琐，时间冗长，难免导致一拖再拖，造成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很难及时实现，从而大大影响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大量的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也使法院不堪重负。 二是与“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相矛盾。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是行政诉讼法上的一项特有原则，它是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推定其合法有效，具有执行力，不因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而停止执行。对此，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4条作了专门规定，即 “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是建立在行政行为效力的原理之上的，即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并经告知、受领或附条款规定之日起，就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与执行力，其中，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确定力与拘束力的最终目的、保障或实现。但是，我国现行的以法院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模式，与“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发生了冲突。根据行政诉讼法新司法解释第94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被告申请强制执行的不予执行，只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先予执行。也就是说，在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中，起诉停止执行是原则，不停止执行是例外。《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不停止执行”实际上只适用于行政机关自力执行的情形。而在现行体制下,行政机关自力执行所占比重极小,“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已处于被“搁置”的状态。 三是损害了司法权的本质。我国现行强制执行模式将绝大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给人民法院，混淆了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使司法与行政的角色错位，既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又损害了司法权的本质。司法的内涵应当是“司法机关依法对争议所作的具有法的权威的裁判”, 其本质是“权威裁判”，换言之，人民法院始终扮演的是一个消极、中立且无偏私的裁判者的角色。然而，法院接受行政机关的申请去强制执行行政决定，这样“行政机关就成了裁判所，法院到成了行政机关，成了执行行政行为的机关”，这种司法与行政角色的严重错位、裁判与执行职能的严重颠倒制度，容易导致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不公与执行回转。其结果使得“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支撑功能远远超过了监督功能”，“法院成了政府机关的执行部门，司法权与行政权又形成一股合力来对付行政相对人，实际上否定了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基础”，致使“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发生了令人担扰的变异。 四是法律责任不健全，追责机制不完善。现行以人民法院为主导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不利于明确有关机关的相应责任，导致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落空。因此，必须对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进行改革与完善。□

④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存在什么问题

1、立法不明确
行政处罚法规定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同时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不能集中由其他行政机关行使。但是，该部法律对可以相对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没有规定具体领域和具体范围。[2]究竟应当集中行使哪些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即便是国务院及其法制办给各实施城市的批复也只是列举了几大类涉及城市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缺乏明确的界定及界定的标准。
由于没有法律、法规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国务院将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审批权授予省级人民政府。因此，我国各省市许多实施城市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不尽相同，有些城市集中处罚权范围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城市，有的甚至集中了专业性很强的行政处罚权。例如深圳市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就比其他城市确定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公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园林绿化、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还包括文化市场管理、房屋租赁管理旅游市场管理、社会医疗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甚至涵盖犬类管理、房屋租赁管理、畜禽屠宰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
由于对哪些行政处罚权应当集中、也可以集中，全国没用统一规定，各地有不同的认识，导致在实践做法上产生较大的差别。有的城市盲目求大、求全，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领域铺得太宽，将一些毫不相关的行政处罚权捆绑集中，结果与各行政职能机关的关系协调困难，纵向的内部管理层次和结构很难理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优势不仅没有表现出来，原有的稳定的管理力量也受到了削弱，违背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初衷。
由于对哪些部门的行政处罚权进行集中，对集中行政机关的是全部还是某一部分行政处罚权没有具体规定，极易造成执法误区。如环境保护方面，集中的应是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市饮食服务业排污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工商行政管理方面，集中的应是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公安交通管理方面，集中的应是侵占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等部门还保留其他的行政处罚权。但是，由于缺乏明确规定，已划转的行政处罚权，极易与行政职能机关仍保留的行政处罚权混淆，造成界限不清，并出现新的执法交叉或执法真空现象。而且将部分的行政处罚权从原行政职能部门中分离出来相对集中行使，增加了执法队伍，与“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是相悖。
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应是多头执法、职责交叉，主要是针对简单易行的、技术含量不高、显反复的行政违法行为。但是目前各实施城市集中的行政处罚权中却包含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处罚权。例如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等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即专业程度较高的行政处罚权。从环保的特点看：环保的行政处罚与市容、市政、绿化等一般城市管理的行政处罚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一般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的认定较为直观，如乱涂乱画、乱扔垃圾、破坏绿化等，一般不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鉴定就能认定，而对违反环保法规的行为如认定噪音超标、水质的测定、空气污染等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检测手段、检测设备。又如相对集中的城市规划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也涉及很强的专业性，非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人员所能运作，其结果只能是低效率、低水平的执法。
2、行政管理断链、职责划分不清
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要对分别属于各行政职能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进行重新配置，各行政职能机关部交出一部分行政处罚权给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由其独立行使，变多家执法为一家执法。因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具有“权力转让性”。但对行政机关而言，某一项社会事务的行政管理“链条”被纵向切割，即原由一个部门统一行使的行政许可权、日常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相分离，分别由行政职能机关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行使。在这种新的体制下，实践中出现了相互脱节、监管失控等新问题。
有关行政职能部门与综合执法机关之间的职责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执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前的职责交叉问题还要大。”如法律规定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建筑物必须拆除；不影响城市规划的可以没收，并处罚款。是否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应由规划部门认定，而有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不与规划部门沟通，自行处罚。如行政职能机关拒绝或怠于向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提供作出行政处罚所需要的各种行政许可资料；对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责令相对人限期改正的，行政职能机关不在期限内为相对人补办相关手续，致使相对人无法消除违法状态，以及由于行政职能机关的前期管理存在违法或缺位，造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无法有效地依法实施处罚，等等。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拥有的法定职权是行政处罚权，不包括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执行等其他行政权。事实上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所拥有的处罚权已经属于行政管理的末端，尽管处罚权是相对集中了，但这之前的所有行政管理职能都还分属于相关行政职能机关。由于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各个部门之间，从本位利益出发，普遍存在着一种“不买账”的现象。而对于一个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行政管理权和处罚权又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而旧的行政管理习惯和行政管事职能的分散性，客观上使相对集中后的行政处罚权和其他行政管理权的协调难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行政职能部门行使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因而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监管阶段，也即监督检查阶段。行政职能部门作为主管部门，应当对该领域的事务行使日常的监督检查职责，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部门为了行使行政处罚权，也必须对该领域的社会事务进行监督检查，由此出现了监督检查职责的交叉，现俗称“监督检查扰民”。由于责任和利益所致，双方都想把本部门的职责分清，却又都不愿履行监督检查职责，认为监督检查职责都是对方的职责，由此造成了谁都可以管、谁也都可以不管的局面。
3、缺少行政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权
行政处罚权虽然转移了，但是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却没有转移。例如，属于相对集中处罚权范围的违章停车行为、经营户占道设摊行为，由于驾驶证、行驶证、工商营业执照是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律法规规定只有发证部门才有暂扣这些证件的行政权力，因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就无权在查处这些违法案件中行使暂扣有关证件的行政强制措施，缺少应有的执法手段，造成执法不力。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缺少行政强制执行权。由于处罚权的相对集中，执法机关的执法任务大增、处罚案件也相应增加，需要强制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自然也增加。但由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机关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权要么仍属于行政职能机关，要么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而造成或者行政处罚决定无法实现，或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花费大量的精力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要求行政职能机关强制执行，最终的结果都是行政处罚的软弱、行政效率的低下。

⑤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问题！

【内容提要】现行《行政诉讼法》已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其修改势在必行。《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目标是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满足入世的要求及扩充行政诉讼的功能。在具体制度上，应从诉讼类型、受案范围、审级制度、当事人制度、审理程序、庭审方式、审理标准、证据规则至判决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修改。此外，对《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还需要关注制度的外围环境和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
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我国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行政诉讼制度并非源自我国本土文化，而是对西方制度的移植，因此在《行政诉讼法》实施的十多年中，遭遇了比其他法律更为严重的问题。这里既有《行政诉讼法》条文之外的制度、文化原因；也有《行政诉讼法》自身规定的不足。随着我国的入世，《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欠缺愈加突出，因此，对《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已势在必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是一庞大工程，需要全方位的研究论证。本文将从《行政诉讼法》修订的目标、行政诉讼具体制度的完善以及《行政诉讼法》修订要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目标
按照什么思路来修订《行政诉讼法》，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目标既不能过于理想，也不能太迁就现实。目标过高，难于实现；目标太低，将失去修订的意义。我们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至少要实现以下四个目标：
1.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现行《行政诉讼法》存在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方面，不仅受案范围过窄，而且法律规定不清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但究竟何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界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拓展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仍有许多模糊地方，如事实行为是否可诉，证明行为是否可诉，纯程序性的行为是否可诉等，都不十分清楚。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局限，导致大量行政争议案件无法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再如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审查标准，裁判制度等都有许多不足。另外，现行的行政诉讼仅限于对国家行政的监督，而将其他的公共行政（注：公共行政是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国家行政只是公共行政的基础部分，此外，在我国还有大量的公共机构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如国立大学、行政组织、社区组织等。在我国，由于公共行政不发达，人们常把公共行政等同于国家行政，是对公共行政的片面理解。）排除在监督之外，这一范围的局限也值得人们检讨。
修订《行政诉讼法》，就是要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仅源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还有许多法律条文之外的原因。但凡是通过立法能解决的，要尽可能在修订法律条文时解决。
2.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
中国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注：中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应保障个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迁徙选择住所权、自决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主要限于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行政诉讼对其他权利的保护有很大局限。有权利必有救济，中国保障人权的措施应在司法救济途径中体现，凡是法律法规和签署的国际公约中规定的权利，都属于行政诉讼的保护范围。因此，《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要尽可能符合人权公约的承诺。
3.满足入世的要求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对司法审查制度的承诺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直接相关。其承诺主要包括以下几项：第一，受到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是指执行涉及WTO事项的法律、法规、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的全部行政行为；第二，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种类包括进出口许可证、审批和配额的获得和发放，以及任何在WTO协定范围内的其他措施；第三，执行知识产权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行政行为也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第四，审查程序应当包括给予当事人最后上诉至司法机构的机会，即司法最终原则；第五，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有权提起上诉；第六，审查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且成员国可以通过其本国政府直接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寻求救济。（注：参见《中国入世议定书》及于安《行政法是中国履行WTO义务的核心法律机制》，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我国政府承诺的以上六项内容，影响行政诉讼以下几方面具体制度的修正：第一，受案范围。我国承诺的受案范围包括部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行为和贸易保护行为等。我国目前司法审查范围远远小于承诺范围。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已相应作出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修改，（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52条规定，对终裁；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的决定；复审决定不服可以提起复议或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终裁；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复审不服，可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第71条规定，对行政机关发放配额、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自动许可证明的决定；对确定国营贸易企业或指定经营企业资格的决定；或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提起复议或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53条规定，对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作出的有关技术进出口的批准、许可、登记或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提起复议或诉讼。）《行政诉讼法》也应扩大受案范围。第二，原告资格。中国承诺的原告资格包括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是法律上有利害关系，包括行政行为指向的对象，以及通过《若干解释》列举了行政行为可能影响相对人权益的几种情形。此种规定小于承诺的范围，对此《行政诉讼法》应作出放宽原告资格的修改。第三，审查标准。WTO规则将司法审查称为“上诉”或“复审”，意味着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不同于民事诉讼的初审[1]。法院在审查时要尊重行政机关的初次判断，主要是法律审，事实问题的审查针对的是证据事实。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审查标准，实践中法院照搬民事诉讼全面审查标准，既不能实现行政诉讼的功能，又不符合WTO规则。《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当根据司法审查作为“上诉”审的性质，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规定审查标准。此外，为适应WTO规则的统一要求，一系列配套制度也要相应改革，如审判机关独立原则就要求改革现行的审判组织，摆脱司法地方化的困境。
4.扩充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
行政诉讼制度不仅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救济手段，还承担着维护公法秩序的重要功能。通常情况下，当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特定相对人的利益时，受影响的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在有些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不造成对特定相对人利益的损害，而是对一国的公法秩序和公共利益有不利影响。传统的行政诉讼功能单一性把诉权仅赋予了受影响的特定相对人，使公共利益受损时缺少启动主体，造成公共利益受损时无从救济的局面。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功能单一不仅表现在公益诉讼、监督诉讼没有确立，执行诉讼（注：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执行诉讼，对生效行政行为的执行是通过非诉的方式完成的。）也极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将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从保障公民权利的单一性，扩充至不仅对相对人权利提供救济，也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而且，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将涉及公共利益纳入司法的保护范围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修订《行政诉讼法》，要在可行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扩充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
二、《行政诉讼法》具体制度的完善
在行政诉讼中，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行政诉讼类型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类型单一，限于对相对人的救济。虽有撤销、变更、履行、确认、赔偿诉讼和非诉执行等种类的划分，但主要是以判决种类为依据，并没有超出对相对人救济的范畴。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应以行政诉讼两大功能为标准，除个人救济诉讼外，还应增加公法秩序诉讼。
1.个人救济诉讼
个人救济诉讼是为个人及其延伸组织合法权益提供救济的诉讼类型，其根据行政争议的性质、诉讼标的、法院的审理规则和方式等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1)行政行为诉讼。这里仅指对行政行为（注：我国目前对行政行为的认识很不一致，这里的行政行为从狭义理解，仅指行政机关或公法机构单方面作出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有法律效果的行为。不包括事实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也不包括行政合同行为。）不服引起的诉讼。其诉讼标的仅仅是单方行政行为，不包括民事权益或行政合同权益。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要严格遵循行政诉讼的特殊审理规则，举证责任一般由被告承担，且法院的司法权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根据诉讼请求的不同，行政行为诉讼可作如下细分：
第一，撤销之诉。撤销之诉指原告认为行政行为违法诉请法院撤销的诉讼。撤销之诉的标的应限定在直接对相对人权益进行处理的行为，不包括行政裁决等行为。
第二，变更之诉。变更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对行政行为予以变更的诉讼。变更之诉中，法院行使完全的审判权，可以直接改变原行政行为。我国的变更之诉应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扩展至一切影响公民人身自由权及重大财产权的行为。
第三，履行之诉。履行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我国履行之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履行判决的明确程度，是仅要求履行义务还是明确如何履行义务。从保护相对人及节约司法资源考虑，法院应根据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机构在具体案件中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规定履行的具体要求。
第四，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行为违法或无效的诉讼。确认之诉仅存在于行政行为无效，或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可撤销或撤销已无意义的情况。
第五，禁止令之诉。禁止令之诉是英国行政法中普通救济诉讼中的令状请求之一，主要用来阻止、禁止或停止行政机关某种违法的命令，也可用来阻止行政机关拟将越权的行为[2](P.237)。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增加禁止令之诉。
(2)非行政行为诉讼
非行政行为诉讼相对于行政行为诉讼而言，其诉讼标的并不在于行政行为，而是行政行为影响的民事权益或其他权益。法院在审理非行政行为诉讼时不必完全拘泥于行政诉讼特殊的审理规则，可部分适用行政诉讼的规则，部分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则。非行政行为诉讼主要存在以下四类：
第一，当事人诉讼。当事人诉讼是日本行政诉讼中特有的诉讼类型，指关于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是以该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作被告以及有关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3](P.255)日本的当事人诉讼对我国解决行政裁决案件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增设当事人诉讼，以民事法律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裁决主体作为特殊身份的人参加诉讼。法院既要解决民事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也要一并解决裁决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行政合同诉讼。法院在审理行政合同案件时，对行政合同中公权力部分的审查要适用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如行政合同缔结程序的合法性，行政机关单方面中止合同的理由等，但合同的履行等方面应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和规则。
第三，事实行为诉讼。事实行为虽然不直接改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当事人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事实行为违法也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事实行为的合法性，也可纳入法院的监督范围。对事实行为，主要适用确认判决。
第四，行政赔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的特点是适用对象广泛，不仅包括行政行为侵权，还包括事实行为侵权。（注：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已规定行政赔偿的范围包括部分事实行为。）行政赔偿诉讼作为非行政行为诉讼的一种，在涉及赔偿问题时也适用类似民事诉讼的程序。
2.公法秩序诉讼
这类诉讼的功能是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在我国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的增设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法秩序的必然要求。考虑到我国公民诉权意识薄弱，公民个人不具有与行政机关抗衡的实力，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应由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行政公诉，在检察院不作为的情形下，可由普通公民提起民众诉讼。（注：民众诉讼是日本行政诉讼的类型之一，指以选举人资格或其他与自己无法律上利益关系资格提起，请求纠正国家或公共团体机关的违法行为的诉讼。）至于行业组织、利益团体能否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需要进一步研究。
(2)执行诉讼
我国的强制执行权由法院和行政机关分享，且以申请法院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例外，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非诉执行案件——行政机关对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申请法院执行。笔者认为应设立执行诉讼，作为独立的诉讼类型，专门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生效行政行为的案件，法院对执行诉讼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这既可避免法院地位不中立之嫌，又能很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扩大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过窄是《行政诉讼法》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们讨论的重心。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需要扩大，这在学界和实务界已达成共识，问题在于作多大程度的扩展。从理想的角度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越宽，越有利于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但受案范围的设定必须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如法院的能力，包括法院的地位、法官的素质和权力，社会对法院的认可程度等；行政诉讼外其他救济渠道的发达与否；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社会的需求；入世的承诺；判例法的作用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备程度等。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扩展到部分抽象行政行为、部分内部行政行为、事实行为、证明行为、部分纯程序性的行为、公共机构的行为以及入世承诺中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行为等。在规定方式上，可采用概括加排除的做法。除了应排除的行为不可诉外，原则上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可诉性。
（三）改革审级制度
我国的审级和审判组织设置不科学，一是一审法院级别过低，二是二审终审不尽合理，难以摆脱地方干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三审终审，几乎所有的案件都能上诉至最高法院。我国两审终审在实践中造成审判质量不高，再审案件比例大，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破坏。再者，行政案件涉及一国法律法规的统一适用，不宜由中级法院终审。因此，我国行政诉讼也应采用三审终审制，并且第三审为法律审。
（四）完善当事人制度
1.放宽原告资格
放宽原告资格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对个人救济诉讼而言，原告资格应从“法定权利之诉”发展到“利益之诉”，凡是受行政机关行为不利影响的人都赋予其原告资格。对公法秩序诉讼，其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为检察院以及有监督利益的公民、行业组织或利益团体等。
关于原告的确认规则主要涉及当一个组织或该组织部分成员受行政机关行为侵害时，原告如何确定。在该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不愿代表部分成员起诉时，应赋予受害成员自身原告资格。
2.简化被告制度
国外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多是出于诉讼便利，存在大量的形式被告，一般由作出行为的机关或官员作被告，无法确定时由行政主体作被告。（注：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704节规定司法审查的诉讼可对美国、对机关以机关的名称、或者对有关的官员提起。）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机关对应，被告制度过于烦琐，不利于相对人诉权的行使。笔者建议，我国的被告确认制度也可采取形式被告的作法，让原告选择由作出行为的机关或机构作被告，或由同级政府作被告；在被告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由同级政府作被告。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诉讼中确定被告的困难和无被告局面的出现，而且行政机关行为的责任归属于同级政府，也便于强化政府对下设部门的监督。
（五）改革审理程序
行政案件不分复杂程度一律适用普通程序的做法，往往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并无法给予当事人及时迅速的救济。因此，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十分必要。《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对不同案件的程序进行分流处理，对案情简单、标的较小的行政诉讼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审理过程不必完全遵循普通程序的步骤，审限也应缩短。
在普通程序中，法院不分法律与事实、是否属于诉讼请求范围一律全面审查的做法也需要检讨。司法权作为消极中立的权力，不应主动审理诉讼请求之外的内容；且诉讼的基本功能在于解决争议，只要案件审理到可以裁判的程度即完成审理任务，不必将案件所有问题都由法院审查清楚。（注：如撤销判决，只需满足一个条件即可撤销，不必将所有条件都审理清楚。）再者，为了便于法院集中、有效率的解决争议，可以借鉴英美国家审前会议的做法，对案情简单的案件可直接进入开庭审理，比较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在开庭前交换并固定证据，形成争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法院不再审查，以便开庭时围绕争点集中审查。
和审理程序相关的是受理程序。行政案件在进入行政审判庭审理之前，须通过法院立案庭的审查，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法院才予受理。立案庭的审查直接涉及原告诉权的行使。由于实践中起诉条件的规定模糊，许多概念在理论界仍争论不休，难以判断，（注：如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事实行为等概念，关系着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界限，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标准。）将如此复杂困难的问题交由法官自行判断，难以确保判断的公正。因此，增设简易审理程序来审查起诉是十分必要的。原被告可以在法庭上就该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等进行陈述和辩论，法院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和理由的基础上判断其是否应当受理，以便更公正的保护行政诉权的行使。
（六）转变庭审方式
我国行政诉讼庭审职权主义色彩浓重，庭前进行实质审查，开庭只是形式，这样既加重法院负担，又不利于突出被告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特点，容易造成法院与被告一同审原告的局面。在原告、被告和法院三方关系中，法院应当是中立的第三方，根据原被告各自的举证来判断案件的胜负。因此，转变庭审方式的方向应当是淡化职权主义色彩，向当事人主义发展。但鉴于行政诉讼原被告实力的不平等，法院可以在保障相对人权益方面采取一些职权主义的做法。
（七）明确审查标准
审查标准即法院审查行政案件的程度或深度。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审查标准没有明确规定，从而给法官的审查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确保行政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和合理架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来看，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审查标准。
确定审查标准，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要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对不同部分采用不同审查标准。因为每部分问题的性质不同，决定了法院的不同审查程度。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并对其适用密度不同的审查标准，在西方国家已成为一种惯例。其次，根据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大小确定不同的标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可分为低度自由裁量权，中度自由裁量权和高度（或政策性、高度人性化判断）自由裁量权。法院相应对其审查也适用严格、合理到尊重（明显违法）的不同标准。再次，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确定。在不同的诉讼类型中，法官享有不同的审判权。完全审判权的基础来自对事实问题的全面认定。因此，对行政行为诉讼中的变更之诉、履行之诉和非行政行为诉讼适用完全审查标准；其余行政案件一般适用合理性标准。最后，应考虑到我国行政行为实施的具体情况，行政程序和案卷制度的缺乏使我国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尊重行政机关决定的标准，而应更多地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应确立如下审查标准：
1.事实结论
事实部分根据诉讼类型及行政自由裁量权大小可以确立三个不同的标准。
(1)合理性标准：适用于一般的行政案件。合理性标准是审查事实裁定的一般标准，即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事实裁定有合理的证据支持，法院就应尊重行政机关的事实结论。
(2)明显违法标准：适用于高度专业性及人性化判断等事项。在这类案件中，如环境污染指数评定、考试成绩评定等。法院的审查受到专业技术性的影响，只进行明显违法审查，即不审查事实决定内容的合理性，除非其决定明显违法。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可转向程序审查，审查行政机关作出判断的过程是否合法。
(3)完全审查标准：适用于行政行为诉讼中的变更之诉、履行之诉和非行政行为诉讼。完全审查标准即法院可以不顾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以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完全审查标准的采用源于法院在此类案件中享有完全的审判权。
2.法律适用
法官是法律问题的专家，对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有最终的发言权。因此，法律适用原则上应采用完全审查标准，但对技术性、专业性的法律问题，要尊重行政机关的意见。
3.处理结果
处理结果部分包含以事实裁定为依据并适用法律作出处理结果的过程，是事实与法律的混合问题。处理结果应适用与事实结论同样的审查标准。
（八）完善证据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证据问题的规定简略，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4日通过了单独的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仍需要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对证据规则作全面规定。除了司法解释的规定外，证据制度还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举证责任的进一步细化。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应确立不同的举证规则。如行政行为诉讼，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从行政行为与证据的关系来看，被告应在行政程序中完成举证义务，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政诉讼的救济本质。而对非行政行为诉讼，则应原则上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非行政行为诉讼与民事案件类似，适用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
二是明确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为了实现法定证明任务，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4](P.167)。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统一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统一严格的证明标准抹煞了三大诉讼的差别，难以满足行政诉讼的实际需要。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并未提及证明标准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缺失。笔者认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不能仅为其设定证明标准，还可以根据诉讼类型的不同，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1)明显优势标准：适用于一般行政案件。一般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行为对相对人权利的影响介于民事、刑事案件之间，因此应适用介于二者之间的证明标准。
(2)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适用于限制人身自由、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执照等严重影响相对人权利的行为，以及经过听证程序作出的行为。限制人身自由等严重影响相对人权利的行为，基于其影响相对人权利的深度，应适用与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经过听证程序的案件，在争议进入诉讼前已经过辩论、质证等准诉讼程序，其证明标准也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3)证据优势标准：适用于非行政行为诉讼。非行政行为诉讼类似于民事诉讼，诉讼标的主要是民事权益，适用民事诉讼的审理规则，因而其证明标准也采用民事诉讼的证据优势标准。
（九）重构行政判决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判决种类有维持、撤销（包括撤销后重作）、履行、变更、确认、赔偿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等。总的来说，我国的行政判决种类设置不科学，如有些行政判决与诉讼请求相脱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禁止令判决欠缺等。现行的行政判决制度无法为当事人提供完整的救济，因此，有必要重构行政判决制度。
在指导思想上，行政判决制度的重构要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诉讼类型的实体处理要求，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合理解决纠纷和完善救济的需要。具体地说，我国行政判决种类应重构如下：
1.主体判决
主体判决根据原告诉讼请求设置，不同的诉讼请求适用不同的判决。主体判决根据诉讼请求可分以下六类：第一，撤销判决。适用于行政行为已完成时，法院通过撤销判决使违法的行为自始无效。第二，履行判决。适用于行政机关不履行义务时，出于保护相对人权益及诉讼经济考虑，法院可以根据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规定履行的具体条件。在自由裁量权缩减为零时，（注：即行政机关在具体案件中选择余地可能压缩到一种处理方式，只有这一种处理方式没有裁量暇疵。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德国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法院可以明确规定行政主体应如何履行。第三，禁止令判决。用于禁止行政机关实施一定的行为。该判决主要适用于前文所述之禁止令之诉，对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起到阻止作用，防止违法行为完成后适用撤销等判决救济的滞后。第四，确认判决。即判断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一般而言，只有在行政行为不可撤销或撤销已无意义，或履行判决也无意义时才适用。确认判决的适用范围较广，包括部分事实行为，其往往是赔偿的前提。第五，变更判决。适用于需要法院直接改变当事人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变更判决不仅适用于变更之诉，在非行政行为诉讼中都存在适用变更判决的空间。第六，赔偿判决。赔偿判决是对违法行为造成损害进行救济的判决方式，一般以确认或撤销判决为前提，且其适用范围广泛，包括部分事实行为。
2.辅助判

⑥ 试结合案例分析，我国城管在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有哪些

城管执法的依据主要是行政处罚法和地方性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城管的权利只能暂扣违章物品而不能没收，这就导致了部分摊贩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摆摊。因为暂扣的物品一般价值不大，所以在根本上对于摊贩没有威慑力。另外，我国还没有出台任何一部专门针对城管设立的法律法规。很多法规都是借鉴的其他部分的相关条款。比如最常见的无证游商，处罚依据是借鉴的工商管理法。机动车乱停放借鉴的是交通管理法等等一些。要从根本上解决城管执法中的尴尬境地还是要人大尽快出台具体的专门法律法规。

⑦ 在我国，行政处罚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合法，不公正的现象，你认为导致这些现象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1．改正违法行为的义务。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应当责令其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当事人行为的性质是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违法行为。对行政管理秩序造成了危害，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实施行政处罚并不是目的，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2．协助行政机关调查的义务。行政机关为了保证行政处罚的正确有效，除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外，对行政处罚案件必须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当事人对于行政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有义务给予协助。行政处罚法规定，对于行政机关的调查或者检查，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给予协助，不得阻挠，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行政机关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必须如实回答询问。这是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这些规定是为了保证行政机关调查工作做到全面、客观、公正，能够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3．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行政处罚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说，当事人因其违法行为给他人造成了损害，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不因为受到行政处罚而免除。
4．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义务。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给予的一种制裁措施。行政处罚决定是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作出的行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当事人必须服从，必须完全实际地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所设定的义务，否则将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影响行政执法的威严和行政机关的威信。在当事人不自动履行处罚决定时，行政机关可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当事人履行，以实现公共秩序、公共利益所要求的状态。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当事人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逾期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有权依法采取执行措施予以执行。如执行罚，即到期不缴纳罚款，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产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或者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直至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得到履行。

⑧ 依法行政与法治思维能力 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表现在哪些方面

目前，我国城市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处罚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人为制造了城管与其管理对象之间的对立。作为一个了处罚权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管理职能的部门，“城管”在行政相对人眼里的形象可想而知，更不必说城管的管理对象多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群，
第二、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够高，法律意识不够强。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及法律意识直接关系到执法的质量问题。目前，我国城市管理执法中运用粗暴、野蛮手段以达到严格执法目的屡见不鲜，不按规定执法、徇私枉法现象层出不穷。导致公众对法律的歪曲认识，觉得法非为保护其权益而制定，而是强迫、压制其之根源。法律是对人们各种行为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尺，但并非要求使用暴力或不文明的手段来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文明执法才是根本体现。
第三、不能严格按照程序执法、权责划分不明确。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过程中，尤其是影响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很多情况下并没有遵守法定的程序。在行政处罚案件中存在程序违法，徇私枉法、人为剥夺当事人权利等现象，一些执法人员不亮证执法；扣押物品不开具清单；个别人员仍然习惯于图简单，撕张罚款单了事，没有填定预定格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极个别单位适用简写程序超过范围；罚款不给收据或者以其它白条代替；不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就扣证扣照；不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请听证的权利等，也有个别单位不按规定办事，擅自低价处理没收财物，同时有的地方存在执法不公正，没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城市管理中不同等级的行政机关、同级行政机关的不同部门之间权责划分不明确，以致遇事相互推诿、相互扯皮，致使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导致执法效率、质量不高，严重影响城市管理的进行和城市的发展。
第四、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缺乏有效监督。在行政执法中，就是行政执法权在随行政权扩张后，其权力的行使者即行政执法部门内缺乏自我约束机制，而外部监督又存在着约束不力的问题，导致整个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运行失去应有的效能。客观地说，仅内部监督力量是不够的，往往是上级有号召，有要求才会去做。目前各地行政执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视突击性的监督忽视经常性的监督，重视出了问题的时候监督，忽视预防性的事前事中监督，重视对实体法执行的监督，忽视对程序法执行的监督，重视对行政执法个人的监督，忽视对行政执法机关的监督现象。以致公众被不文明执法侵权或受损时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破坏了执法队伍的整体形象。
第五、执法人员的安全保障措施较为薄弱，被管理对象的救济途径不够畅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是顺应市场要求的需要而进行的，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促进城市的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由于人们的法律意识不够高及其他原因，可能出现执法人员受到厉言威胁、人身攻击等现象。以致执法人员不能够放心大胆地投入工作，影响执法活动的效能。同时，对管理对象的救济途径也极度缺乏，在这些被管理者中绝大多数是生活无有保障的低收入人群，当他们的行为被禁止时可能他们真的就没有了其他的谋生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健全相应的救济措施，帮助他们找到合法、适合的谋生方式。
第六、城市管理的要求标准与当前我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不太相符。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前进，但由于城市中有一大批劳动者是从农村进城打工谋生的农民，他们的文化素养、法律意识不高，能够从事的行业也非常狭窄，因此，即使当他们触犯了法律时他们自身也可能意识不到。所以城市管理的标准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作出不同的要求，以求与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