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李稷勋的生平

李稷勋，号姚琴，重庆秀山龙池龙冠人，生于1860年。他虽出生贫寒，但自幼勤奋好学，学习优良。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乡试考试，考中戊子科举人；光绪十六年，任秀山凤鸣书院院长，于当年冬月开始撰写《秀山县志》。历时年余，李稷勋不分酷暑寒冬，亲自到各乡村采访收集素材，于光绪十八年春完成。全志十一篇，二十四卷21万余字，勘称当时秀山之巨著。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他赴京会试，成绩优良参加殿试，清光绪帝临场监考，38岁的李稷勋不负众望，考中二甲1名（一甲3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即：传胪。1898年农历为戊戌年，因此李稷勋又有一别号：“戊戌传胪”。 李稷勋钦点传胪中进士后，曾回秀山办过矿务局。当时查勘清溪、孝溪沟有锑矿，县人集资开采，推举李主其事，发展锑矿业。随后李稷勋进京，皇帝钦批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授编修。1904年任邮传部左丞参议。
1909年派住湖北宜昌主持修建川汉铁路，成就了一段蜀鄂山道变通途的辉煌事业。
上世纪初叶构想修建湖北至四川的铁路，缘起于新上任的四川总督锡良想把天府之国与外界用铁路贯穿的想法。1903年6月，由直隶正定府去四川赴任的锡良行抵宜昌后，舍舟而陆，藉以查看日后修筑川汉铁路时由鄂入川之路。
次年年初，四川商绅在锡良的支持下，依照商部章程，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总公司。其预定路线系自汉口经宜昌、重庆达成都，全长约1980公里。
1906年经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拟定路工进行办法，宜昌至成都分三段修筑，分别由成都和宜昌开始勘测，并确定先修长江三峡水道旁的宜（昌）夔（府）段。
1908年川督奏请派詹天佑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翌年詹天佑到宜昌，勘定宜昌至归州段线路，自宜昌沿长江北岸经小溪塔、雾渡河、大峡口、香溪而至归州，全长约160公里。这段路线山峦起伏、崇山峻岭，工程异常艰巨。遵照商律定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在成都、宜昌、北京各设一个总理，以三总理名义组成总公司于成都。
1908年6月，驻宜昌的首任总理费道纯在踏勘铁路线时病故于兴山县，王秉恩继任，不久辞职，改由驻北京总理乔树楠暂代。
1909年8月，正值詹天佑在宜勘定线路，制定计划，积极筹备开工事宜时，乔树楠以工程重大辞代宜昌总理，另举邮传部参议李稷勋接充。李稷勋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临危受命，领衔重担，遂来宜就职。
在李稷勋与詹天佑通力合作、精心准备下，1909年12月10日 （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八）川汉铁路开工典礼在宜昌举行，宜昌至归州段有3万余路工正式开工建设。此后，李稷勋奔波于铁路修筑沿线。宜归段估价1100余万元，分设10个工程段，预计5年完工。到1910年7月，宜昌新码头（又称下铁路坝，即今中心医院至九码头一带）至小溪塔一段长7.5公里开始铺轨，采用标准轨距，到12月该段行车运料。接着，宜昌车站、小溪塔车站、张家口车站先后落成，至大峡口沿线路基、桥礅基本建成。重点工程为小溪塔继续北上姜家湾至黄花场的上风垭隧道修通并通行料车。隧道口镌刻有李稷勋的题字“上风垭山峒”五个大字，上款有“宣统二年六月”字样，下款落“秀山李稷勋题”，并有两枚印章刻文“李稷勋印”、“戊戌传胪”。道口建筑及李稷勋题刻至今仍完好无损。站在遗址前，仿佛李稷勋和詹天佑在此指挥筑路的气势恢弘、繁忙场面浮现在眼前，给人以无限遐想。2006年3月，宜昌市人民政府将上风垭隧道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予以公布保护。
正当川汉铁路紧张施工期间，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商办的粤汉、川汉两铁路为国有，并注销商办。就此引起朝野上下哗然。当月15日，李稷勋致电成都总公司，谓“路归国有，注销商办，政府牺牲信用”，“人民受损甚巨，当拼力拒之”。清政府不顾国人的反对，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代表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路权，遂激起四川和宜昌地区股民的反对。为和解路事，李稷勋于7月赴京与清政府代表盛宣怀进行谈判，未成功，路事矛盾加剧。李稷勋月底回宜后，见争路权无望，继而又争路款，力挽铁路股东损失。 1911年，广袤的巴蜀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 绅士、商人、官吏以及民众等社会各阶层激烈反对政府出卖路权，由演讲、辩论、发传单到罢课、罢工、罢市，直至发展成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一时间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清政府为了平息四川省的“叛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等省抽调兵力增援，导致武昌城头空虚，革命党人乘势而起，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宜昌的革命党人联合驻宜新军，在全国最先响应，于10月18日举行起义。李稷勋目睹了宜昌起义的全过程，称“时距武昌民军起义仅八日也”，“全国义师桴应武昌，以宜昌为最先”。在宜昌起义的第二天，李稷勋登门拜谒了起义首领唐牺支，为支持义军，当面表示将川汉铁路巡缉兵队暨鄂省派护本路之巡防营悉交义军司令部节制管辖，以一军权，支持革命。筑路工人，多来自山东、河南，“大多强武多力”，从中选出800余精壮路工参加义军。这些路工作战勇敢，在攻打荆州清军的战斗中立功。
川汉铁路的修筑就此停顿。李稷勋为安排好4万多筑路工人去向，会同宜昌商务分会多次函电鄂都督请求拨款，款到后分发路工妥善遣送返乡。《秀山县志》载文说，李稷勋竭诚安抚路工，“宜昌人民称颂”，在李稷勋告铁路工人书中有“我有一日命在，决保诸君不死，我有一日饭吃，决保诸君不饥”之语，工人们十分感激。
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川汉铁路原股东代表赴京与交通部协商继修川汉铁路事宜，还成立汉粤川铁路宜夔工程局于宜昌，并委李稷勋为局长。实际上恢复筑路仅为纸上谈兵。数年后宜昌筑路工料陆续拆走。1912年6月，李稷勋在一篇上报文章《荆宜施鹤光复记·序》中写道：“今国旗五色，飘扬大地。而吾蜀伤痍满目，元气凋敝。川路仓卒停歇，工材散落，亏蚀尤巨。载览兹篇，追怀往事，苍茫四顾，悲从中来，泫然不知其涕之何从也！” 辛亥革命后，李稷勋在宜昌定居，被商界人士推选为宜昌商务分会总理（总会在上海）。宜昌商务分会后改为宜昌商会，他仍任会长，为民国初年宜昌工商业的发展和壮大操心劳碌，作出了出色贡献。李稷勋热心于公益事业，与旅宜蜀商杜成章捐资创立一所培心善堂，从事民间善事活动，延医诊病施药。培心善堂所在的这条街由此得名培心路，至今沿用此路名。他还在城内及西坝等地创办八所姚琴义学，免费收容贫困儿童读书。
《清史稿·列传·文苑》记载：李稷勋“精衡鉴，重实学，颇得知名士”，“博学善古文，尝受诗法于王闿运，而不囿师说”，“著有 《甓盦诗录》四卷”。李稷勋擅书法，为世人称道的李稷勋手迹“上风垭山峒”，至今保留在川汉铁路遗址上。
《秀山县志》载文赞许：“李传胪蜚声国内外，人才辈出，秀山真秀，名不虚传”，为修铁路来到有“屈子经著离骚，名妃村留香艳”胜迹的宜昌，以“东山碑志痛”显赫矗立于山巅。
“东山碑志痛”全称《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碑并序》，李稷勋撰，民国四年（1915年）勒石，立于东山寺西禅室墙外“铁因盦”内。“铁因盦”系专为置李稷勋撰文碑石修建的圆亭。此碑有4400多字，由硕石镌成。详述了川汉铁路修建的起因、勘探、修筑及停工的经过，以示志痛。1919年李稷勋去世后，安葬于宜昌东山志痛碑旁，墓碑可俯视川汉铁路宜昌车站旧址——铁路坝。有挽联曰：“铁因盦，撰述犹新，读劫后留碑，堕泪有同羊叔；津亭宴，风流顿息，对镜中遗像，买丝欲绣平原。”宜昌商界人士怀念李稷勋，每逢清明时节，要到他墓前祭奠。